(1) 文化工具箱是一个剧目库或工具箱,而非将行动推向一个方向的统一系统。行动者从中选取特定的工具来构建行动链。在稳定时期,文化工具箱限定了行动策略的变化范围。在非稳定时期,意识形态相互竞争,优势的一方直接统摄行动,文化意义明确且清晰。
(2) 评价社会学包括作用于评价过程的子过程(范畴化、正当化)、异构/多元现象的维持条件、以及框定评价过程的条件(评价技术、评价标准、通行规则/领域惯例、评价者的自我概念、评价过程中的工具角色等)。
(3) 大众文化的组织社会学关注流行文化生产企业组织中的创新过程,区分了三种中间人管理模式,讨论了大众文化、阶层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组织架构。文化的多样性/同质性程度更多地与特定产业的市场结构和组织环境相关,而非与大众需求相关。
(4) 杂食性品味是指美国高雅人群的品味从“挑食性”转向“杂食性”,这与社会结构、价值观、艺术界的变化有关,也与代际和地位群体政治有关。
(5) “恐怖谷”理论模型表明了一种区别于“远距污染”和“中间态污染”的“近距污染”之存在,它也展示了分析非线性过程的社会现象和关于身体的经验研究的可能性。
(6) 文化过程模型展示了从微观到宏观产生社会不平等的中介传导过程,是对既有的研究社会不平等(物质不平等、象征不平等、地域不平等)的理论路径的补充。
(7) 教育社会学的三种文化解释路径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继承马克思和韦伯传统的教育社会学家分属“批判学派”和“分层与成就学派”两个阵营,他们同时也受到了伯明翰学派、布迪厄和福柯及其追随者的挑战。涂尔干的社会化-社会团结传统被帕森斯继承,又演变成了“隐形课程”这一暗黑变调;以迈耶为核心的斯坦福学派则承继了另一种涂尔干式的文化解释传统。社会网络研究和正式组织成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8) 大部分女性属于“白领工人阶级”,她们处于戈夫曼式组织自我呈现的第一线,表面风光却仍是接受老板命令的雇佣工人,这缓和了阶级冲突,也是导致性别文化差异的一个阶级来源(区别于男性蓝领工人)。女性的家庭身份/地位生产与职场地位生产有较大重叠。文化生产部门将女性与分层系统中的上层位置相联系并不意味着女性“自主成功”是一种“虚假意识”,正是女性从事的家庭的文化产品消费活动让资本主义保持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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