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妾妇之道”与现代女性

朱安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自小就被教育妾妇之道。她格外柔顺、善良，以至于她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一个旧式妇女的符号。关于她的史料记载实在太少，作者从旁人的口中竭力拼凑朱安的样子，但远不如那句泣血的呐喊有血肉的分量——她说：“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终于，不是我们发现或挖掘了她，而是她自己的声音穿过层层堆叠的积灰的碎纸片来到了我们面前。

为朱安立传的人实在难找，因此这本书存在本身比它的内容更加有意义得多。好在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渐入佳境的，没有太多缺点。书中有一处很亮眼的地方，作者写到，在那个时代，彼时社会对朱安与许广平的关系有更多窥探和恶劣的设想，但她们两个人都如此善良。鲁迅去世后，在动荡的那些年里，以她们迥异及微妙的关系，她们遥遥地互相依靠着、信任着生活。前文种种压抑到这里像化作了一场雨，这场雨是释怀、消解，也是朱安没能流到人前的眼泪。

我想或许也只有女作家能够写出这种长吊的人甚至都无法想象的美好吧。

我推荐这本书，但还是有些槽点不得不提。首先，作者写道：“思来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又写，“既然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称她为伟人背后的无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种功绩吗？”这让我想起了杨笠的某场脱口秀，女服务员给她倒酒，她听男人吹牛，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咱们女人啊，到哪都是伺候人的命。伺候丈夫和伺候丈夫的母亲有什么好比较的？不都是伺候人吗？我明白作者是想肯定朱安的付出和价值，但她的价值需要靠伺候了谁才能被认同这件事，我不认可。

其次，书中提到了杨绛先生给作者回信的事情。作者在信中称呼杨绛为“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但对鲁迅和钱钟书却没有强调先生，这是一种羞辱。女人是得到褒扬时才能被赐予男人的头衔，这本身就是一种矮化。即便是几年前这样称呼杨绛也是有争议的，作者有意地写朱安，是有女性觉察的，但原谅我不能不在这里挑刺。

书中的一句话是“然而，秋瑾在那个时代只是一个特例，绝大多数的妇女，只能静守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着女人该做的事情。”在这里打上引号会更好。

书中提到朱安没能用上《女儿经》里的至理名言，“可惜的是《女儿经》里那些相夫教子的至理名言，安姑娘这一辈子都没能用上。”附书中女儿经原文：

女儿经，仔细听，

早早起，出闺门，

烧茶汤，敬双亲，

勤梳洗，爱干净，

学针线，莫懒身，

父母骂，莫作声……

后记中还写到朱安刚去世时的描写：“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我想说，把这太过美化了吧。朱安小时候朱家还没败落，条件尚可，如果父母真的爱她，为什么不给她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呢？

书中还有一处疑似前后矛盾。前文说周家和朱家一起游船，作者写“不知那天是否也带了安姑娘一起来”，后文又说，两家联姻是被媒人骗了，骗鲁迅母亲，隐瞒了朱安又矮又瘦小的真相。既然要这样写，那就不要做些无谓的猜测行吗？就像后文中新婚时鲁迅对朱安十分冷淡，作者又揣测：“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坐在新房里，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非常不喜欢这种揣测个人想法的话，不觉得对这位被揣测的人很冒犯吗？尤其作为立传者，说这种话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又提到了鲁迅曾经想要朱安另外嫁人的事情，但朱家拒绝了。作者在前言到这章几乎都写了一些与朱安本人毫无关系的祖宗和后代的事情，结果在朱安本人这么重要的经历时，只用了6个字就结束了。我知道或许并没有史料记录朱家拒绝的真实原因，但当时社会对裹小脚的态度、对妇女读书的态度，以及朱安这种旧式家庭的考量，这些都是可以切入的点，且都比那些凑字数的祖宗和后代的事情更有价值。

最后，书中引用了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或野蛮社会中，“婚姻是礼品交换的最基本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并且强调婚姻的交换关系是在两群男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女人只是交换中的一件物品，而不是作为伙伴存在。我引用了这段话是因为我无法找到《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这本书，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帮助。

阅读完毕于2023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