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书轻松易读,分节描述一个个小故事,那些看见的、未看见的慢慢被“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大家都愣一下。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他送我那本《金刚经》里,有一句注解“念起即觉,觉已不随”,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但要有个戒备,念头起来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刺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这期节目中,陈锡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这样。他不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概念出发,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对立面,说出事实时无所顾忌,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具体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过什么样的路。
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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