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于竹帛》西方文化的冲击收获1957年美国人惊艳的中国文化

感受如题。

联系起最近读过的，很难想象一本讨论铭刻和书籍起源且被划分至图书馆学的书，与以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媒介理论相遇了，当然只是本人觉得有相遇的可能。如谈到汉代竹木的整治（页130），“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二尺四寸，圣人之语”，它们长度取决于它的用途及重要性，牵涉汉代尊孔的制度背景。在此，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个从媒介的物质性本体出发而进行的历史性叙事，如若按基特勒的理解，并不是因为有这样的制度才有这样的操作技艺，而是因为一些处理操作（制简、制墨、毛笔书写、书写特定字体的技艺等）汇集成实体（竹简），这些实体随后又被视为运行这些操作的主体或源头（二尺四寸，圣人之语）。由于操作技艺和操作链的不同，特定民族的特殊和相对特征（文化，Kultur）才得以生成。

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是手写时代的拓印技术。《手写时代》那本书里，文本的复制依靠专业抄写员的手，羊皮纸独一本，经济、人力、教育成本极高，彰显出宗教的神圣性以及男性的书写垄断；但同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的中国，用毛笔书写并非唯一将思想付诸文字的方法，机械的器具有时亦用来代替书写（页216）。这里能感受到一些细微的差别。继续沿西格特文化技艺的思路，具体的实践操作培养了文化技艺，这种综合具有文化与社会所呈现的“培育性”，能够形成群体性差异。那么由模型铸造的金文、印章压盖/尖梃刻画的陶文，是否能折射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纯手写的前印刷时代。

一个问题还是没有被解答：再写媒介史，会不会是热剩饭最近看了几本这种很历史研究的东西，也同时看了所谓“媒介考古”的东西。感觉本书的正文部分有相当大的部分在进行史料的简单罗列和堆砌，好像并没有深入到某个历史情境中去，导致笨人时常走神或想跳过。而与之相关的一篇论文说明从甲骨文到金文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文字介质的转变，而是“巫史理性化”过程的一次媒介革命，很有意思。所以就在想，围绕媒介所展开的一系列讨论相较于历史研究，意义又在哪里。

上文提到的论文讲古文字实现了“人与神的媒介”到“人与人的媒介”的转变，这本书里也有提及。还有点伊尼斯的影子：如公文、史册、文章、信件等由易损材料制成的媒介多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的；而如铭文等由坚硬耐久的材料制成的媒介则多是时间意义上的，用于人与鬼神、后代子孙间的联系（页213）。

这本书也解决我一直以来一个很小的困惑：纸和纸草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答案：不是的，前者虽出现较后者晚，但经过化学过程而制成，是人造物；后者由纸草茎部取黏压而成，是自然产物（页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