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与治理模式》“地方精英”：治理模式演变观察

1987年8月，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有十几位研究中国地方史和地方社会的著名学者举行了一次名为“中国的地方精英和支配型式”的学术讨论会。与以往分析中国地方社会的领导权的许多经典理论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不再频繁地使用“士绅”（gentry）的概念，而是不约而同地大量使用涵义更为宽泛的“地方精英”（localelite）或“精英”的概念。在1990年由周锡瑞（J.Esherick）和玛丽·兰金（MaryB.Rankin）编辑的会议论文集的索引中，“地方精英”一词出现的次数几乎是“士绅”的3-4倍。然而，这并不仅仅是用语时尚上的简单变化，也不仅是会议题目施加的限制。在班夫讨论会之前，已经有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使用“精英”如兰金的《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和政治转变》（1986年）和萧邦齐的《中国精英和政治变迁》（1982年）就是两本直接以“精英”为题目的重要专著。这种从“士绅”到“地方精英”的概念变化，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研究中基本理论发生变化的一个表现。

根据周锡瑞和兰金的观点，早在20世纪中叶之前，对中国精英的一些基本观念就已经形成了。这些观念包括：（1）中国具有一个在文化上同质性十分高的精英集团，一般由获取功名的人（有时还要加上其家庭成员）组成，被称为士人、学者—官僚或士绅；（2）中国的精英与帝国紧密相连，帝国通过其考试制度授予精英地位，而精英则承担帝国与社会的中介性角色，维系着帝国的统一；（3）精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受到儒家价值体系的支配，这一价值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障碍。

虽然这些观念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基本共识，但实际上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复杂性。例如，韦伯认为，中国的管理并不是深入且集权的；韦伯还指出，儒家伦理不仅是保守主义的，也有一种对经济变化有调适性的功利理性一面。此外，士绅并不是国家统治者的完全工具，他们在地方事务和都市经济生活中的控制力度要大于国家行动。

地方精英研究发展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地方精英理论强调地方精英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他们利用各种资源和策略在中国社会变化中维持或改善他们的地位。此外，这一理论还强调地方精英与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地方精英研究的兴起与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有关，使历史学者能够更好地分析中国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此外，地方精英研究也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兴起相关，使人们重新认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地方精英研究能够更好地分析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基础。

地方精英研究的发展还与中国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假设有关。地方精英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将西方的理论简单应用到中国社会。尤其是地方精英研究所强调的微观社会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和过程。

总之，地方精英研究是中国近代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它提供了更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方法和视角。它既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特点，又能够促使我们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假设，进行更地道的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