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毛姆的经典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问世以来,月亮和六便士成为了世界闻名的比喻。月亮象征着高远的艺术梦想和诗意的远方,而六便士则代表着世俗的经济利益和眼前的苟且。画家思特里克兰德以高更为原型,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妻子、孩子和高收入的职业,将自己投身于追求艺术梦想的怀抱,不带走丝毫负担,就像一个痴迷于爱情而不顾一切的人。
许多文艺青年因为这个故事而深受感动,仿佛被闪电击中,感受到了追寻艺术梦想的真谛。他们认为只有摆脱世俗的局限和束缚,才能够实现内心的超脱,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就像鸟儿只有摆脱笼子、不再依赖现成饲料,才能在自由的蓝天上飞翔,展现出灵性的光芒。
这种观点符合许多文艺爱好者的直觉感受:那些一心寻找六便士的人,永远无法被头顶的月亮照亮双眼。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起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最擅长描写月亮的人。他一生都在为功名地位四处奔波,拍马屁求取成功,希望能够在世俗意义上取得成就。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仰望月亮——当然,这个人的手法比较拙劣,一辈子都没成功,最后甚至还名声扫地。
中国最出色的词人也一直在世俗生活的波折中浮沉。他一边感叹着“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一边积极地投身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最终也没有实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而,世俗生活中的忙碌并没有妨碍他对月亮的怀念,观察到天上的“月有阴晴圆缺”。
同样是画家,像被人豢养的米开朗基罗,他在圈养环境中画出了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圈里的鸟儿并没有失去内心的灵性光芒。
高更的经历固然是一个艺术家的经历,但问题在于,我常常怀疑,他的行为有多少是出于对艺术的追求,而有多少仅仅是他自己个性的缺陷,即缺乏责任感和道德感所致。
人们对待艺术家群体时经常带有一层审美观的滤镜,似乎因为他们是艺术家,所以无法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品德。他们的一切特立独行,甚至不道德的行为都可以用追求艺术所需或艺术家个人气质这种理由进行预先的原谅:“他是艺术家啊!”
然而,有没有可能,艺术家的坏就是坏,这与艺术无关呢?也许毕加索骗取年幼女性上床只是因为他是个色鬼,狄更斯虐待自己的孩子只是因为他不是个好父亲,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博欠债只是因为他是个赌徒,而高更抛弃妻子,勾引救助过他的朋友的妻子,只是因为他个人缺乏责任感和道德感。
想一想,如果毛姆的小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原型,讲述了他如何被赌博所困扰,甚至在新婚旅行中将妻子的嫁妆输掉,因为债台高筑,天天被催债,所以他才不得不加快写作赚稿费,最终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艺术创作的真谛就是欠下一大笔债务,才能迫使自己创作出光洁辉煌的作品吗?
把高更勾引人妻的行为归因于艺术家的个性,就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说成是艺术需要一样荒谬。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为了否定《月亮与六便士》是一本好小说。事实上,《月亮与六便士》是一部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品,以高更为原型创造出的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个永远不过时的经典人物,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艺术家追求艺术梦想时的狂热、坚定和痛苦的挣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本小说可以成为人们追求艺术理想的指南。原因在于:它只是一部小说。就像纳博科夫所说:“小说不负责指导人生。”小说除非你想成为一名文学教授,否则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任何借用思特里克兰德的经历来以及诸如为了追求月亮就不要捡六便士等等理由来解释自己人生的文艺青年/中年/老年,在我看来,都是存疑的: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如此热爱艺术,顶多只是一群想扮演艺术家的艺术爱好者,他们被思特里克兰德所打动,只是因为他符合他们对艺术家形象的直觉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的艺术家,他们放弃了一切世俗责任,全心全意追寻艺术梦想。但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在追求艺术梦想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追求六便士的机会,也没有抛弃自己在世俗生活中应承担的责任。
而那些被毛姆的小说打动的人,他们的感动和兴奋,是真的被小说本身所触动,还是因为看到了一种逃避现实的借口而感到兴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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