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词话汇编》岭南词话：逐步走向主流

文/吴承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电影和电视节目里，广东人一出场就充满喜感，他们往往被塑造成为口音怪异、钱包鼓胀的滑稽形象。一些外地人既羡慕广东人有钱，又鄙视岭南是个除了赚钱就没什么文化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边缘地区，一跃变成敢为天下先的引领潮流者，以至社会上有句话叫做“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自古流放“罪人”的炎瘴之地，变成天下英才的集聚之处。人们面对这种快速的历史切换，对广东人形象产生复杂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

平心而论，广东文化的确带有边缘色彩。从周秦汉唐文化中心视角来看，岭南开发比较迟，故有蛮荒之称。五岭不但隔断北方南下的寒冷空气，也阻滞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不过，如果从中外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岭南临海，近世以来，与外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为便利，虽地处边僻，却通商最早，风气最开。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所说，广东“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交融的个性，在岭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烙印。

岭南文化边缘性具有深刻的意义。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摩相荡、互动互补，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的弹性和长久不息的生命。岭南文化正是以其边缘所具有的独特性，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化，成为中国文化最有活力的地域之一。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岭南的整体发展明显呈“后发优势”。如清末报人欧榘甲《新广东》论及近代以来，办实业，兴制造，开报馆，开学堂，开学会，开国会，游学海外，议论国事，爱国爱种，“无不发起于广东人之手”，“于是中国全部之事，几于有广东人则兴，无广东人则废”。不夸张地说，假如没有边缘的岭南，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将是另一番模样。

2010年秋季，东莞理工学院余意教授到中山大学随我访学。他是华东师大齐森华教授的博士高足，在词学研究领域已颇有建树和影响。2009年，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代词学之建构》一书。后来，另一部专著《明代词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收入我所主持的“中国文体学研究”丛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词学方面是门外汉，余意到中大访学，主要是利用中山大学和广州的图书馆的藏书研究词学。我当时正准备整理《全粤诗话》，便建议他可以关注岭南文献，整理和研究岭南词话与词学。如果说岭南文化处于边缘的话，岭南的词学则处于更边缘之位置。但是，余意认识到岭南文化边缘的意义，而他对岭南词学的研究也逐渐被学界所理解和认可。后来，他的研究计划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其最终成果《岭南词话汇编》书稿也列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

2020年年初，我到美国探亲，为新冠疫情所困而滞留多时。余意寄来《岭南词话汇编》书稿，让我享受先睹之快，感受到岭南的词客骚人之心、民俗风物之美，颇慰思乡之情，也引发一些感想。

近年，我在主持整理《全粤诗话》过程中，深感岭南诗话的遗存情况很不理想，而岭南词话的遗存情况更差，以词话命名或词话性质遗存的著作真是屈指可数。岭南诗话、词话遗存之少，可能有复杂的原因。比如岭南地域上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各方面发展稍迟。由于交通不便，与中原交流较少，文献传播不广。加之气候潮湿闷热，书籍发霉、虫蠹鼠啮的情况，极为普遍，纸质文献之流传与保存难度很大。词话是中国古代品评词体的经典批评形式，有其固定的形制，余意在收集岭南词话的过程中，因岭南以“词话”名篇者较少，故有创意地采用新的词话形制，凡是关涉词的言说，都纳入词话范畴。这种兼容并收的“词话”虽不同于传统形制，但在文献收集整理上的功夫，恐需数倍于传统词话。传统词话有严格的边界，而这种新体制的词话，则边界甚广。此书从五代、两宋绵历至民国，诸如以词话名篇者、序跋、书信、论词诗、论词词、词选点评等等均有观照，书中所录，涉及岭南籍词人、词评家一百四十多人，采集范围几乎遍及岭南籍词人总集、别集、词集以及相关杂俎。为了收集文献，余意的搜访遍及国内较大的图书馆，诸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基本收齐了有关岭南词话的存世文献。

《岭南词话汇编》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第一次以文献汇编的形式全景呈现岭南词话的基本面貌，比较清晰地呈现岭南词学的历史流变。它采取以岭南词学为中心，以历史顺序为纲，岭南词人、词评家为目，以岭南人话词、岭南之外人话岭南词两种视野观照，客观地展现岭南词话的历史发展、理论贡献以及影响力。

文献之学，既重功力，又重识力。余意在搜求辑录岭南词学文献时，发现了可以补苴词史的一些重要文本。诸如陈澧好友桂文燿的《席月山房词》的四个稿本，其中一本为陈澧朱笔校正本。《席月山房词》向无刊本，这四个稿本分藏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通过比勘四稿本，清晰看到它们彼此的承继流变关系。他还发现同名不同卷刊本的异同，诸如廖恩焘词集《忏庵词续稿》四卷本，此本多见，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图书馆有藏。其实还有同名二卷本存世，二卷本目前仅见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比勘二本，即见出异同：二卷本封面题签由澄庐篆书“忏庵词续稿二卷”，四卷本由张尔田于甲戌秋日题楷“忏庵词续集”；二卷本前有陈洵为二卷本所作的记及作者自识，四卷本仍存陈洵为二卷本所作的记，去掉作者自识；二卷本末无跋识，四卷本有陈衍、林鹍翔、陈洵、龙榆生、吴梅、汪兆铭跋识；四卷本的前二卷与二卷本词目完全相同，可见四卷本是在二卷本的基础上递修而来。又如他发现当年陈洵写给词学大师朱祖谋的书信手稿二十一则以及陈洵随信寄送的照片、词稿等，弥补了词学界只知见有朱祖谋致陈洵之函，而未能获睹陈洵致朱祖谋函札的不足之憾。此类相关的词学评论，既丰富学界对岭南词学的认识，亦可以此为个案，“自唐以逮国朝，大家名家，后先相望，总集别集，远近风行。惟诗余，则千载以来，从未有人搜罗而甄综之。”相较诗坛的繁盛，历代粤籍词家在数量上显得相对偏少。光绪间南海词人颜师孔曾分析其中原因，谓“《粤东词钞》自五季时黄损始，至今仅五十余人，已搜索无遗矣。盖粤中讴歌，每操土音，声韵不能播之管弦，故不为也”，将词家少之原因归结为粤中土音不能与词律曲调相谐；而至咸丰时太平天国之乱，则“三江、皖、浙人避乱客粤者多，时与往还”，尽管还时见“动为所讥，谓粤人尽不解填词”之说。不可否认的却是，外来因素诱发了岭南词在晚清走向兴盛的拐点。作为词体繁盛之区的江南词人客粤，携当时流行的浙西或常州词风南来，填词之风气遂在粤地不断流衍。如岭南大儒陈澧先世籍江苏，其词集名《忆江南馆词》，有“寄思念故乡之意”（陈澧之子陈宗颖语）；“粤东三家词”之叶衍兰、汪瑔、沈世良，均以浙人寄籍番禺，家族多善填词者，如叶氏父英华、孙恭绰等；汪氏有汪兆铨、汪兆镛等；沈氏有沈泽棠、沈宗畸等；有以旗人籍寄寓岭南的陈良玉，等等。正如叶恭绰《俞伯扬水周堂诗词序》所说：“有清一代，粤东文化，不能不归功于惠、翁、阮、张之倡导，而他省人士之流寓者，亦时有异军之特起，斯亦灌输演进之效致然也。省会中他省新占籍者若徐、若汪、若胡、若沈诸氏，皆家学绵衍，声称籍甚。”他省流寓人士之“灌输演进”，激发了岭南本土士人对词的创作热情。岭南词在嘉庆、道光间形成上升的拐点，显示了词的主流与边缘氤氲化合、促进边缘生长的鲜活图景。正如余意教授在本编前言所说，如果说清代嘉庆、道光之前的岭南词学，尚处在边缘的探索，那么之后的岭南词学，则是融入当时词坛之主流，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

岭南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近代无疑得风气之先。于词而言，潘飞声（字兰史）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受聘德国柏林大学汉文教授，以词写海外风物。姚文栋评其《海山词》曰：“独开生面，妙写丽情，盖古来才人未有远游此地者。才人来百林，自兰史始。读者艳其才，并艳其遇矣。”其词得到了日本井上哲、金井雄的评价，促进了词这一文体在异域的理解与交流。晚清民国廖恩焘喜好作词，作为外交官常旅居海外，用词笔描绘异域风光，开词学未有之境。于异域开词境、扬词声，拓展词这一文体的域外接受，这是岭南词学在近现代的独特贡献。近代思潮风起云涌，岭南出现了一批力主求新求变人物，诸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廖仲恺、胡汉民等，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或以鲜明的词学评价，在“纷纷学五代，学周、吴之作，一禅杖扫空”，作“独立苍茫，高唱万峰峰顶”之狮子吼（钱仲联评黄遵宪语），有意作别清代浙西、常州作风，显示了岭南人文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在我看来，《岭南词话汇编》不但具有文献上的意义，它勾勒出岭南词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从冷寂走向热点的趋势，展示词学的丰富性和多性化，而且岭南词学因流寓士人的“灌输演进之效”以及扬词声于异域的实绩，其文学与文化上的意义，也很值得注意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