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中国》北大教授：硬核角度解构中国历史

捞一本有价值的好书，过一段有深度的生活。

大家好呀，这里是夏泉在捞书。

今天夏泉跟大家分享一本历史地理通识书《大地中国》。

友友们，老话说，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

咱们普通人要是哪天心血来潮，想了解点历史、政治、哲学等深沉社科知识，真得睁大眼睛好好选择入门读物或视频。

现在网上胡讲八讲的营销号太多了，好多人根本没有深入研究，也没啥独到观察，就仗着敢抄敢编，外加啥都敢说，轻轻松松就骗来不少流量。

跟着这种晃荡的“半瓶水”博主入门，咱们顶多就混成个肤浅的“小空瓶”，内壁上挂着几滴水，不用晃就风干了。

硬核社科必有深沉内容，能充分吸收这些深沉内容并以通俗语言讲给大众的人，必定是在该领域积淀多年的大家。

他们或是以此为职业、专注研究的专家学者，或是以此为热爱、没事就琢磨的方家票友。

夏泉今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历史地理通识书《大地中国》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茂莉女士的作品。

韩茂莉教授1955年出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大半辈子了，学术成果攒了一大堆。

她不光埋头搞研究，还超级会讲课，在北大主讲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接连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2021年还被教育部列入第一批国家一流课程。

《大地中国》这本书是她40年研究、授课精华的集大成之作，权威、系统又好读。

即使是朝代分不清、大事记不住的历史小白，也能透过这本书摸清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规律，因为她的讲述角度——地理，实在太硬核太接地气啦！

一、地理是历史的底层逻辑

现代人可以乘飞机直上云霄，坐高铁日行千里，山川湖海等地理障碍根本不在我们眼中。

但古代可是啥高科技都没有，大地上随便一条小河，就能把一群人困在一边而到不了另一边。

地理环境对古人（特别是远古人类）的限制是直接而致命的，某种程度上，一地的地理因素已经决定了该地的历史发展。

比如，为什么农业的起源中心不在雨量充沛、绿野青山的西欧、中欧等地，而在干旱的大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黄河、长江）与美洲高原

因为这些地区都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降雨量不多，不是植物生长的理想环境，植物种群的密度与种类就不会丰富。

动物靠植物活，数量自然也不会多，而人类又要靠采集、捕获动植物生存，就得想点新的办法，解决这个匮乏的难关。

靠天不行就得靠己，人类不会主动选择务农，但老没吃的，人类不得不停止瞎找，研究土地，看看怎么播种，才能有所收获。

这样做当然比直接采集、捕获辛苦，但它稳定可靠啊，纯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向激励：

大自然的赏赐越欠缺，人类越需要通过劳动，通过技术探索与发明创造，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

世界农业起源地

反观西欧、中欧等地，身处北纬40度以北，大西洋的丰沛水汽源源不断地吹送到自家田地里。

雨露滋润禾苗壮，这里的人们光靠摘采、猎获，就能活得很滋润，个个养得膘肥体壮。

这还花啥心思搞农业啊，不必发明，不必创造，靠天就能富。

当然，富只是物质层面的，富足不一定能催生文明。

当西亚、北非、地中海沿岸已经从古巴比伦、古埃及进入到希腊、罗马时代，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带的人们仍然被称为“蛮族”。

今日的法国、德国、俄罗斯这些欧洲强国，在历史上都长期处于“蛮族”状态。

直到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攻入罗马，接受了罗马的文明之后，蛮族的标识才慢慢淡化。

由此来看，东西分化似乎早已铺定：中国走向以农业为主的封闭型大陆文明，西欧走向以贸易为主的扩张型海洋文明。

地理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初始剧本，东西方都是在地理环境的底层逻辑上架构更适合自己的光明未来。

二、地理在历史中变幻、重塑

地理能决定历史发展，历史也能改写地理布局。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随之降低，地区样貌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变幻、重塑。

秦汉时的山东山西不是明清时的山东山西，更不是今天的山东省与山西省。

秦汉时的山东山西以崤山-函谷关为界，以今天各省而论，“山东”包括山西、河南、山东的全部，以及河北的大部分；“山西”则指关中地区，即今天的陕西省中部。

唐朝基本沿袭这个地理划分，到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金人南下，占领北宋的国土，他们重设了山东东路、山东西路这两个以山东为名的一级行政区，这时的山东两路与山完全无关。

从金代这个与山无关的山东，到明清两代成为山东布政使司，再后来就是今天的山东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地图上的山东、山西隔这么远，还无山相界。

它俩经过历朝历代重塑，早已和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大相径庭了。

即使处在同一朝代，地理区划也会随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不断变动，时不时的，某个重要地标就会发生重大位移。

比如之前提到的函谷关，自商周以来就是扼制东西的险要关口，却在汉武帝当政时东移了一大步，如图：

函谷关原本位于今河南灵宝市境内，是一处夹在黄河与崤山之间的狭窄孔道，南面为崤山，北面是黄河。

它是东西往来的必经关隘，当得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美誉。

这么重要的关口，按说是不能动的，汉武帝为啥要挪呢

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区的实力与空间，汉武帝的OS是：握在自己手里的地盘越大越好！

他在元鼎年间就开始推行将关中的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的“广关”政策。

通过这一举措，不仅函谷关东移，关中的东北界也由以临晋关（即蒲津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

而且，汉武帝特别鸡贼，他想扩大地盘，但他不明说，他还需要一个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契机。

正好，将军杨仆拥有大功，汉武帝就掐算着，封他为关外侯。

要知道，秦汉时期，关中是一等一的膏腴之地，哪个想不开的愿意往外搬呢

果然，杨仆立马上书恳求，说他“耻为关外民”，请皇帝移关，他好做个关内人。

这契机不就成了汉武帝果断答应，将函谷关从今灵宝市向东迁到了一百四十多公里外的新安县。

三、从历史地理中看到普通人致富的风口

从地理角度看历史，除了能看清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权势变幻之外，还能总结出一些致富求财的规律和门路。

咱们中国人太懂什么叫发展机遇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哪些城市因位置受益，哪些城市因位置受屈，咱们看得明明白白。

中国自古以来就发展不平衡，地理位置绝不仅仅是地图上的形画标识，而是实实在在的吃穿用度的巨大差异。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陶，天下之中”，这个“陶”是哪里春秋时期曹国的都城，今天的山东定陶。

春秋时群雄并起，曹国并不是一个强国，在公元前487年就被宋国灭了，大部分国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小国。

但这个小国的都城——陶，曾是春秋时首屈一指的富庶繁华地，就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在江南称霸，为了与北方诸国争雄，他下令开凿了连接长江、淮河的运河邗沟，以及连接淮河、黄河的运河菏水。

菏水与黄河南岸支流济水相交之处，就是陶。

陶与菏水

一时间，陶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核心，西北方向通过济水进入黄河，东南由菏水、泗水进入淮河，继续向南就是长江下游。

如此便捷的水路交通，为陶聚拢了天下物资、天下商机，历史上的“商圣”范蠡就是在陶发的家。

范蠡是越国大夫，靠才智与计谋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但他也看清了勾践的本性——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太平。

为了避难，他果断北上入陶，认定这里“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经过悉心经营，范蠡很快就成了富商巨贾，“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后世以陶朱公相称，民间奉他为“文财神”。

所谓“选城就是选人生”，这道理几千年都没变，去哪里经商、做官、求学，自古以来就是关切咱们普通人生活水准的大事。

选对了是人生起飞的风口，选错了可能遗恨终生。

而且也不是照着热门红火的地方选就对，时代机遇在流转，有时你身处繁华之地，反而限制更多。

书中讲绍兴师爷是如何兴起时，就讲到了一段让今日高考生心有戚戚的残酷史实——不同地区的中举名额限制。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朝廷对不同地区中举人数的把控也越发严格，力求缩小差距、维护平衡。

为啥这么做呢还是因为地区差异。

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省份的读书人多，饱学之士多，同样的题目，自然中举的多，做官的多。

假如这些来自一地的官员结成乡党、营私舞弊，朝廷就会防不胜防，失去对吏治和国家的控制力。

因此，越是擅长考试的发达省份，淘汰下来的读书人就越多。

那么，谁是这个内卷严重的发达省份江浙。

自宋代起，江浙就是落第文人最集中的地区。

落第文人能干什么他们几乎自幼读书，既不会种田，也不会经商，日后的出路只能在读书上找，于是师爷这个职业就出现了。

明清两代是师爷这一职业最盛的时代，浙江绍兴一带以师爷为职业竟成了一种传统，甚至留下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

咋说呢，也算春到尽时另开花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出生就在命运螺旋里，时代、地域、阶层、家庭、样貌、天赋，都像既定程序一样写好了。

逆天改命，难于力达；随波逐流，难于心安。

好在我们还有书可读、有史可鉴，还能在烦困迷茫时打开前人的人生地图，找出当下的转机与未来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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