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第二部,接在《巨人的陨落》之后。
(之前读《巨人的陨落》所写感想在此:“通俗小说的极致”)
风评从第二部开始下降,也是几乎所有三部曲的宿命。不过我在评价《巨人的陨落》时即将此系列称作“通俗小说的极致”。通俗小说,只使用通俗小说的标尺即可,要求不用过高。
至于你能否在通俗完了之后,再试着思考出深一点的东西,那只取决于你自己。毕竟,它的主题摆在那里,它的主题与当下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互文关系、它的主题会不会在今天卷土重来一次,这些潜藏的危机意识和警觉,摆在那里。
人类历史充斥着盛极一斯的恐怖,但唯独二十世纪,提供过如此体量和强度的荒谬。荒谬与恐怖不完全一样,也正因此,荒谬构成了最大额的恐怖。
这本书的第一个场景里,茉黛与沃尔特的女儿卡拉,在厨房面对父母的争吵,心里想着“生活为什么要改变呢”——她并不知道,在上一个故事里,在她还没来得及出生的那前一本书中,生活已经永远地、彻底地、不可逆地改变了,现在,只不过进入了她和所有人一同承担改变结果的时刻:最恶、最恐怖和残忍的结果。
而茉黛对卡拉所哀叹的那句“天啊,我带你来的是个怎样的世界啊”,我也曾无数次地在心里对我女儿抱愧过。
在这五个家族中,上一代主角们老去了,下一代主角们降生了、也慢慢长大了。
降生后、长大中的下一代主角们,适时地提供了儿童视角与少年视角。
纳粹冲锋队员像野人一样将茉黛的打字机丢出窗户,卡拉心中飘过的念头竟然包括了“这下母亲不会因为她弄坏了打字机连接杆而对她发怒”,这是相当真实且传神的一个闲笔,这就叫“儿童视角”。
埃里克穿上纳粹制服后经历的心理上的“反向孤立”,就是“儿童视角”的价值——倒逼一个凭着少年人的本能趋向狂热的个体,去冒犯、试炼、重估和修复自己的理性认知。
直到成年参军后依然在忙于维护体制的埃里克,经常义愤填膺地指责旁人“为什么总把个人悲剧当作攻击当局的借口”的埃里克,自以为勇敢坚强真理在握外加比任何人都热爱德国的埃里克,因为忙于热爱所以忙于相信、因为忙于相信所以“盲于”相信的埃里克,严丝合缝地成长在某一种排他性教育的茧房陷阱里、自动丢失了思考能力的埃里克,在一种乌托邦被证伪和摧毁后再次迅速倒向下一种乌托邦的埃里克,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显得太过让人熟悉。
是啊,太过让人熟悉。
“如果仅仅因为不跟对手一起欢呼就感到紧张的话,他们又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投票呢”
“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些愚蠢而无知的话。”
“建立一个用暴虐和鞭笞代替法律和秩序的国家。人民怎么可能这么笨呢”
人民真是有可能这么笨的。或者说,那些善于利用和发动人民的人,有可能远比你想象得狡猾。
让我恐惧的除了纳粹的暴行,还有二战发生之前,其实很多国家里,都有很多人,在仰慕甚至渴求着希特勒与他所推行的制度,和自由相比,强大、凝聚、集体、奉献、牺牲,这些词儿,显得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让人自动忽略了它们背后的血腥与残忍。
煽动情绪的,总比讲道理的,更容易让人们兴奋、并抱以注意力。
发生在德国的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民粹煽动,发生在美国的是暗搓搓的权钱交易与商业阴谋,世界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上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质地急速坠落,直到殊途同归地到达同一个至暗的极寒。
黛西在美国反而因为自己的暴发户出身招致白眼,在英国却反而因为自己的不拘一格而被人迷恋,理论上更开放的新大陆,和理论上更保守的老牌贵族国度,好像都在忙着填补和证明自己缺失的那些部分。
英国新国王爱德华八世爱上了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菲茨赫伯特伯爵的继承人则着迷于俄裔美国商人的女儿黛西,漂亮国几近名副其实地变成了一种危险的诱惑,让那些行将就木的旧日荣光和尊严,更加分崩离析。
左翼、右翼、共产党人、天主教会、法西斯,它们组成了一个极为交迭错落的政治光谱,复杂得就像少年人的择偶选项:劳埃德喜欢露比、迷恋黛西、共情伊娃。
菲茨的私生骨肉劳埃德正在代表工人阶级反对他与他的儿子博伊,这个设计怎么让我想起了鲁大海之于周朴园和周萍。
值得一提的是,下一代的感情里掺杂了太多异物感(有些是功利的、有些是肉欲的),远不如第一部中的爱情戏那样具有穿透性的力量,何况他们的交往和羁绊还总会与上一辈的恩怨混杂到一起,产生某种近似报复乃至报应的巧合:比如,在与碧公主结为亲家的餐会上,列夫讲起了童年时,自己亲眼目睹父亲被绞死在后者的庄园里。
人类,果然被迫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
依旧是段落联缀式,各个国度与家族的线索间跳来跳去,总会在某些最关键的话说出、最关键的举动做出之后,切换到另一个场景里,把“接下来大家会怎样反应”变成避实击虚的留白。
黛西和劳埃德、卡拉和沃纳、伍迪和乔安妮,在末日恐怖片一样暗黑的世上,唯独这一场场恋爱戏的进展,依旧如童话般心想事成着顺畅,铺排成纷飞战火为幕布的琼瑶剧。
依旧是“让我的人物无比巧合地出现在一个个亲历历史的现场”:就像日军偷袭珍珠港那个时刻,杜瓦一家正受邀参观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甚至正在海面上一艘疾驰的快艇上;博伊死亡之前又刚好得到了劳埃德的救护。
依旧大量依赖于“他忽然想起”、“他心念一动”之类偶然性的、赋能性的光环来驱策情节和破局困境,就连念书脑子不好使杜瓦家小儿子查克,也会在面对日军密电码时灵感迸发。
依旧不忍让任意一位主角彻底地归属于纳粹阵营,于是埃里克觉醒了、卡拉勇敢地揭露真相、沃纳则充当内应。
埃里克的政见急转。发生在其亲赴远东战场、目击了纳粹滥杀无辜的暴行后,但作者无法解释,纳粹每次屠杀现场,都该有数以百千计的、像埃里克一样的德国青年目击乃至参与其间,为何这些人就那么麻木那么助纣为虐那么享受杀戮,为何这些人就未曾觉醒说到底,还是因为“埃里克是主角”。
已步入老年的茉黛爱上自己的诱饵,倒是最多地体现了人性里复调的斑驳,很适合欧洲文艺片导演单独为此拍部电影的那种。
对苏联的态度和描写当然有偏于污名化的倾向(作者毕竟是美国人,而且下一部写的就是冷战),但围绕着沃洛佳所展开的观察,依旧向我们呈示了一个有良知和道德的人,置身于铁幕的运转链条中时,是如何一点点为克服自己的怀疑与痛苦寻找着理由,是如何一点点松动自己的底线。
所谓“平庸之恶”赖以形成的心理逻辑。集体主义、个体的元件化、来自组织的无限审核、一切为意识形态服务、热衷上纲上线、扒坟猎巫、外行领导内行、动辄以立场为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专业见解。
众高层在有机会驱走斯大林、结束一系列错误决策的时刻,却因各自的胆怯投机或投鼠忌器,把逼宫变成了劝进:“他们像是没了父亲就不知道怎么办的孩子那样接受了一个异常残暴的父亲”。
当一个苏联人问一个美国人:“罗斯福是总统,可他做的每件事为啥都要向民众解释”我几乎都能透过书页看到作者嘴角那抹“夏虫不可语冰”的凡尔赛笑意。
当然,英国也为了摧毁德国工厂的熟练工人们而试图用轰炸机去杀死平民,美国也对负责核反应堆试验的外籍科学家们充满提防并暗中监控。
在“让大家看看我们能坏到什么地步”这点上,全人类都有着殊途同归的默契。
我只知道,我们依旧没能对所有的罪恶加以清算、对所有的欺凌和剥夺索要偿还,在鬼打墙一般似曾相认的循环梦魇里,我们不敢去想,那让人类一次次变成魔鬼的所向披靡,究竟来自文化、制度、民族性,还是人和几百名健壮的男子睡通铺、洗公共浴池,他用“进入女子寄宿学校的正常男人”来形容自己有多爽。这句话真看得我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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