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丽埃塔与那场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人类学"遭质疑：亨丽埃塔谋杀案嫌犯浮出水面

写作有点混乱，各方面证据和作者的重述整合得不太好。但仍值得一读。本文探讨了一位有志于学术的年轻女性在田野工作中的不幸遇害，以及围绕这一事件的各方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于忙于自保的人类学家、与原住民群体关系危如累卵的FBI、如履薄冰的司法体系、扭曲事实的媒体，以及（总是）将悲剧责任归于受害女性的大众。

其中最让人震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反应。事件中出现的几位老师（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都是人类学教科书不可忽略的重量级人物，然而他们为了不破坏人类学家与原住民的关系与未来田野调查的合法性，迅速与亨丽埃塔划清界限，轻易地将责任归咎于被害者自身的鲁莽轻率，并以（1）凶手长期生活在受压制的环境，(2) 初犯，(3) 印第安年轻人普遍在心智上不成熟，(4) 受害者的行为举止可能给印第安人传递了错误信息导致“无法克制的激情犯罪”，和(5) 不应以“我们的文化”为标准对印第安人进行判决等原因，主张对凶手宽大处理，真是太让人难过了。

尤其是本尼迪克特在信中向米德讲述自己摆脱了出庭作证的责任后在系里开派对庆祝。"系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到场，大家一起喝君度甜酒…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愉的派对夜晚"。看到这种冷漠和麻木令人感到痛心，实在与人类学家应有的品行不符。当然或许这也侧面反映了女性人类学家的的困境——因为性别，她们身为田野工作者的正当性常常受到质疑，因此她们可能倾向于相信关于受害者品行的流言和受害者有错论，以维持公正世界信念和降低自身的受威胁感。

学者在田野中不仅是工作者，也是拥有性别的主体。亨丽埃塔的导师，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在某次通信中困惑地问道：“我们以后怎么敢让一个女孩去田野呢？然而，这难道不是必要并且正确的吗？”女性想在公共领域取得成就，常常因性别而遇到太多困难。最后，本文呼吁对亨丽埃塔和所有女性学术工作者说：不要责备自己，不要认为世界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