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乳主义》母亲的选择与社会压力

本文转载自薪火CUPL

原文链接：献给母亲的礼物|金睿迪：培育理想还是塑造焦虑：母乳运动中的女性主体性寻踪

文|金睿迪

《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

作者|[加]考特妮·琼格

译者|张英杰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丨2022-6

医生、专家、媒体，甚至长辈和伴侣，都在强调母乳相对奶粉的优势，“每个妈妈都应该给孩子哺乳”也已成为共识。然而母乳喂养对母亲，尤其是职场妈妈造成的困扰却被忽视了：不完整的睡眠、价格不菲的哺乳用具和服务、生理上的忧患、在公共空间哺乳的尴尬、职场的骚扰和歧视，还有更重要的——来自社会、亲属以及自我的道德压力。

本书作者考特妮·琼格是一个选择哺乳的母亲，在与其他年轻妈妈交流哺乳的经历时，看到了在母乳喂养被上升为公共卫生问题的背景之下母亲们遭遇的各种困境。她广泛研究大量文献资料，走访医学专家、研究人员、母乳喂养倡导者和十数位母亲，展现了母乳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呼吁社会各界关于母乳喂养的讨论回归理性，卸下母亲们的道德枷锁，将喂养方式的选择权归还母亲。

鼓励任何母亲母乳喂养广告

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性别议题的热议，人们对于“新女性”自我认知也随之更新。其中，母乳主义和母乳喂养运动的广泛传播聚焦于女性作为母亲的身体，“理性”“独立”的女性理想被层层叠加上“母性”“天然”的期待，显示出现代社会对女性身体与母性的复杂看法。

某种意义上，母乳主义运动试图拓展“女性主体”的内涵，进一步挖掘“母亲”这一身份中女性自我的意识、情感与行动，展现理念与生活之间的张力与纠葛，松解泛泛母性论与医学权威对女性身体的定义，为女性在母性话语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话语提供新的可能。然而，母乳主义运动也加剧了社会对女性身体与母性的监督，使得许多女性在育儿选择上面临多方面的压力。总体而言，母乳主义带来的正负影响，恰恰映射了当代性别议题的复杂内涵与敏感度。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它使女性既感被支持与赋权，也感被定义与规训，这些矛盾充分展现了我们社会对女性与母性的态度仍待开拓。

一、母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一）20世纪70年代母乳运动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时期，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对工业化社会的反思，母乳喂养在西方国家再度流行起来。许多女性主义者提倡母乳喂养是实现女性解放和女性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她们反对以男性视角主导的医学知识，认为女性应重拾对生育与哺乳的主导权。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对工业化社会及其带来的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产生担忧。母乳被视为天然营养品，其成分更加环保健康。这种理念使得母乳喂养避开了工业化奶粉可能带来的安全与伦理问题，成为一种理想的育儿方式。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母乳喂养成为了一种权利与责任的象征。它不仅被视为实现女性主体性的方式，也被赋予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逐渐成为“尽职母亲”的特征之一。这为母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医学研究的推动

随着对母乳喂养益处的认识加深，医学研究也开始强调母乳喂养。20世纪70年代，许多研究报告表明母乳喂养与婴儿发育、免疫力、智力发展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得医学界开始大力倡导母乳喂养。

美国儿科学会于1971年首次发布支持母乳喂养的公开声明，并在1997年又发布声明推荐母乳喂养一年以上。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于1989年发起“母乳喂养最佳”全球运动，以保护、支持与促进母乳喂养。这些声明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对医学界与民众产生重大影响，极大促进了人们对母乳喂养的认知与选择。

然而，这些基于统计数据与生理影响的研究并未深入关注母乳喂养对产妇心理与家庭生活的影响。它们在强调母乳喂养理想的同时，也忽视了产妇面临的困境与压力。因此，医学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推动了母乳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女性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政策与商业的作用

政府政策与商业行为同样在推动母乳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政策层面，多国政府推出支持母乳喂养的立法与政策，如美国的母婴友好医院计划要求医院采取措施支持母乳喂养、英国的《母乳喂养宪章》保障哺乳妇女的权利等。这些政策均极大幅度地提高了母乳喂养的可得性和友好性。

与此同时，商业资本也意识到母乳喂养市场的潜力：奶粉代用品生产商通过与医学机构合作、广告宣传等手段，向广大消费者推广母乳观念并打开市场。商业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人们对母乳喂养的关注，但其最终目的在于销售产品，而非保障母婴权益。

表面看来，政府与商业的互动对母乳运动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两者之间也潜藏着利益冲突。政策倡导母乳喂养以实现公共卫生目标，但宣传的导向也可能被商业资本加以操控利用。因此，母乳运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矛盾与复杂性，需要社会各界秉持批判与理性的态度予以检视。

二、母乳运动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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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运动的推动无疑增强了对母乳喂养的理想期待。在社会的大力宣传之下，被视为育儿“金标准”的母乳和“好母亲”的身份挂钩。同时，许多公共卫生与医学机构均推崇母乳喂养，称其对婴儿成长至关重要，进一步强化了“母乳就是最好”的观念，将母乳喂养变为妇女应尽的责任。

然而，这一理想的塑造忽视了实际的育儿困境：许多女性因工作环境或健康状况等实际原因无法实行母乳喂养，她们面临来自医生、家人与社会的压力，而那些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亲自喂养孩子的妈妈们更由此生出强烈的内疚与焦虑情绪。有学者指出，母乳运动推崇的“母乳就是最好”论述，使得女性在面对母乳喂养的挑战时，常将责任归咎于自己，产生“我这个母亲不好”的想法。医生、家人与社会的压力进一步加剧这一负罪感，使新手妈妈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痛苦挣扎。

这些因母乳问题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并不利于母亲与新生儿的健康，却难以得到察觉与缓解。许多医学研究关注母乳喂养的益处，但忽视了这种行为可能带给妇女的心理影响。许多妈妈们只能在这场理想与责任的拉锯战中默默承受痛苦与煎熬，难以得到理解和援助。

可以看到，母乳运动在推崇母乳喂养的同时，也忽视了妇女的真实状况与主体性。它假定所有的妇女都能够并且应当选择母乳喂养，而未考虑个体差异与具体环境条件所带来的影响。许多研究显示，产妇选择喂养方式时会综合考虑自身健康状况、工作环境、生活压力等许多因素，而非简单追求所谓的“最佳”方式。然而，在母乳运动的推动下，许多医学研究在论证母乳喂养的益处时并未关注产妇的个体差异与选择权。这些研究多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将母乳喂养作为普适的选择与责任，压制了女性作为主体在育儿选择中的自主性。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女性的权益，也无法真正满足婴儿与产妇的需求。

三、拨开母乳运动的面纱

所有母亲都应进行母乳喂养广告

在实际情况中，女性普遍会综合考虑自身健康状况、经济条件、职业要求等许多因素以决定孩子的喂养方式。但是，母乳运动的倡导者及政策制定者常忽视这些个体差异，简单假定所有的妇女都能够并且应当选择母乳喂养。这种看法不仅无法满足每个家庭的实际需要，也给无法顺利哺乳的母亲带来额外的压力与负罪感。本书作者琼格呼吁社会关注每位母亲的具体环境与需求，因为理想的推广理应建立在理解个体差异的基础之上。同样，医疗机构及政策制定部门应辅助每个产妇根据自身状况做出最佳选择，而非简单地推崇某一喂养方式作为唯一标准。培育理想而非塑造焦虑，需要社会各界秉持包容、理性与支持的态度，理解母乳喂养之外的种种可能。

在本书中，作者指出真正的女性主义应关注妇女的主体性与选择权，而社会应重视女性在育儿过程中作为主体进行选择的权利。因此，母乳运动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在倡导理想的同时，也应当关注现实的需求与妇女的主体性，理解每个产妇的独特处境。人们应当首先从尊重与理解出发，在此基础之上实施解释与指导，而非简单地强加某一喂养方式作为普遍标准。当社会环境能够为女性的各种选择提供支持，并理解其中的权衡与难处时，这些选择才能真正属于女性自己。唯有如此，母乳运动的理想才能与母亲的福祉和权益真正相契合。

本书作者在支持母乳喂养的同时，也主张为女性争取选择自由。她指出，真正令人鼓舞的改变在于为女性创造选择的机会与环境：人们在倡导母乳理想的同时，也应该为其它选择提供知识与支持。诚然，母乳喂养的益处已得到广泛证实，值得推广与倡导。但这并不意味着母乳喂养就是唯一的正确方案，或能够适用于每一个家庭。事实上，配方奶粉对许多母亲来说也可能是最适宜的选择。

因此，本书作者呼吁在推广母乳理念的同时，也应提高公众对其它选择的了解与包容度。这需要社会为获知各种选择的渠道提供便利，并建立非评判性的环境以支持母亲的决定。未来政策与倡导活动应在推荐母乳的同时，也为配方奶粉等选择提供相关知识与友好环境，以最大限度地为每个家庭的实际需要与产妇的主体选择提供保障。

四、结语

母乳喂养的兴起最初始于每位父母对于培养健康婴儿的美好期望，但倡导者们却逐渐将“母乳”简单地定义为了一种母亲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使得母乳运动偏离了它的初心，从一种生活方式的提倡变成了对女性主体权益的掌控。母乳运动的推广应建立在对每位母亲具体需求的理解之上，过于强调某一理想方式而忽视个体差异，不仅无法达到实际效果，也会给个体带来压力与无法达成期待时的负罪感。

理想的育儿方式应由每个家庭根据自身条件做出判断。如果母乳运动简单地将某一喂养方式视为唯一标准与期待，那么它不仅会无法满足个体需要，还会损害女性在进行育儿选择时的主体性。要想实现理想，离不开对现实的深入理解与对个体差异的关注。因此，本书作者呼吁我们在推崇理想的同时，也给予家庭自主选择的机会；在提倡母乳的同时，也为其它选择创造友好空间。这种做法才是真正实现改变、让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条件采取最适宜照料方式的唯一路径。

社会在支持母乳喂养的同时，也要给予每位女性选择与理解的空间。在母乳运动的各个层面上，我们应为不同选择创造宽容包容的环境，关注群体的多样性，理解个体差异与实际困难，并将个体差异置于考量之中。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给予选择的机会；在提出期待的同时，也给予必要的支持与理解。实际上，在进行任何理想推广时，我们都应秉持理性、宽容与对个体差异的关注，承认不同选择的存在，为人们创造选择机会与获取各种知识的渠道。唯有如此，育儿方式的选择才真正属于家庭与女性自己。最终的选择不会被简单地视为达成某一理想标准的手段，而是兼顾个人需求与价值判断的结果。只有以理性审视推广理想，重视个体差异与妇女主体性的选择，母婴事业的发展与女性地位的提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唯有在选择中拥有自由，我们才能在现实中追求理想。唯有在选择中实现自由，改变才可能真正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