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列班与女巫》这个标题的含义来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故事中,一个落难的贵族在荒岛上与一个丑陋的野蛮人(凯列班)和一位女巫的孩子相遇,并展开了征服荒岛和复仇的故事。
作者将凯列班象征着被殖民者、底层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而女巫则代表着被资本主义改造以前,自由独立的无产阶级女性。
1.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对女性的全方位剥削为何同步发展?
2. 剥削女性如何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3. 欧洲各国为何团结一致、自上而下地引导猎杀和诬陷“女巫”?
4. 反封建斗争如何影响女性的自由?
在封建社会,农奴与封建主长期对抗。受地主的压迫,许多农民选择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寻求生计。其中很多人是女性,因为女性法律地位较低,相比男性更受封建压迫(易被剥夺财产权和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女性,在城市里过着相对自由和独立的生活,从事许多被认为是男性工作的职业,并有机会成为教师和医生等。因此,中世纪后期女性的自由权得到了一定的扩展。
此外,中世纪时期是教会权力扩张的时期,教会腐败丛生,教士剥削人民。这导致民间形成了反对正统教派的“异端”势力。女性成为了“异端”势力的重要参与者,因为相对于歧视女性的正统教派来说,许多异端教派对女性更友好,甚至赋予女性较高的地位。例如,某些教派秉承性解放的思潮,与正统教派有所区别,试图控制女性的生育功能,并高度重视女性的性解放。
随着十五世纪黑死病的肆虐和频繁的战乱,女性和男性在经济地位上的差距缩小,大量女性开始被雇佣。然而,此时的社会环境十分恶劣,暴力行为得到宗教的合理化,导致了大规模残害“异端”,其中加入异端的女性成为封建势力迫害的对象。
在十五世纪末,当权者利用“性政治”分裂无产阶级男性与女性,推行歧视性法律。这些法律否认女性的法律地位和劳动能力,甚至规定强奸和轮奸下层女性不会受到实质性惩罚,导致社会上出现严重的厌女氛围。这使得无产阶级男性对无产阶级女性进行肆意侵害,分裂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为后来对女巫的猎杀运动奠定了精神基础。
另外,在本书中,作者还多次提到当局利用“性政治”将社会矛盾转化为性别矛盾,并举例15世纪末,男性手工业者要求将女性工人排除在车间之外,而当局大力支持剥夺女性工作。
同时,“厌女症”基于对女性的贬低,认为女性本性上是“次等人”,只适合服务家庭而不适合独立生活。这种对女性本性的诋毁是一种循环论证,在父权制度中得以延续。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妇女的劳动遭到了不公平对待。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和劳动成果分离,劳动为市场服务,依靠货币制度来调节。然而,尽管进行相同的劳动,女性领取的工资要少于男性。性别歧视即妇女劳动不受尊重,是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马克思对此问题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这种性别歧视实际上是一种剥削手段,目的是将女性赶回家庭,让她们进行“隐形劳动”。资本家可以享受这种“隐形劳动”的好处,而无需支付额外费用。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过程被分为“生产”和“再生产”两个阶段。“生产”是指劳动力的消耗,而“再生产”则指劳动力的恢复和补充。两者的协同是经济体系运转的基础。然而,资本家只向“生产”阶段的劳动支付报酬,而不向“再生产”阶段的劳动支付报酬。这样一来,资本家可以保留更多的剩余价值。
为了正当化这种剥削行为,并确保社会稳定地提供劳动力,资本主义政权联合宗教势力,贬低女性的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和劳动价值。他们希望女性必须进入家庭,受到男性的保护以维持安全与生计。同时,男性在家庭中被抬高为主导者,同时具有对女性伴侣进行剥削的合法手段。
因此,女性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工人”,一种“没有权利的成年人”,一个束缚的“淑女”。男女关系变成了一种新型奴隶制,一种内部对立和剥削关系,而不是无产阶级战友的关系。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危机,原因包括黑死病、战乱、饥饿和贫困等。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各国政府与宗教势力联手,夺取女性的生育自由。
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受到压制,任何形式的节育都被严厉惩罚,甚至是死刑。在16到17世纪,杀婴成为数量最多的死刑罪名。妇女被赶出产科医疗领域,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在职场上,妇女面临更为严峻的歧视,被认为不应离开家庭,用家庭繁衍和侍奉丈夫为唯一的重要任务。
妇女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同时在厌女情绪、当权者和宗教的影响下,一个新的女性模式产生并成为社会对女性的主流期望:顾家、贞洁、温顺、节俭、沉默,就像一件精美的家具。
“女巫”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在猎巫时期,被定义为“女巫”的大多数人都是贫困的底层女性。在指控狂风潮的社会中,任何无势力保护的女性都可能成为“女巫”。因此,“猎巫”实际上是针对全体无产阶级女性的恐怖行动,目的是打压和迫害女性的自由,将女性改造为上文中提到的“理想女性”:繁衍和侍奉男性。
“猎巫”是对妇女的战争,是联合进攻,贬低妇女、魔化她们并摧毁她们的社会权力。正是在刑讯室和燃烧的木桩上,“资产阶级的女性和家庭生活的理想得以形成。”
在迷信最严重的中世纪早期,巫术和巫者并没有受到如此程度的迫害,甚至还受到一定尊敬。然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着重阐述了为什么“女巫”会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各国政府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女巫”象征着原始和自然的世界观,与追求效率、规律和机械性的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
其次,“女巫”代表着中世纪民间主流的神秘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化,与精确、明确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女巫”的打击实际上是对一种世界观的打击,一个目的是塑造人们思想、制造温顺且可控制的劳动者的世界观。
此外,“女巫”被指控的内容非常侧重堕胎、杀婴和对生育的恐怖行为。然而,“女巫”大多数是没有生育能力的老年女性,或者在性实践上不符合“贞洁”的要求。对“女巫”的指控中强调性羞辱,如淫荡、不守妇道、伤害孩童等。通过这些恐怖指控(大多数都是无稽之谈),当权者传播资产阶级的家庭观和生育观。
此外,猎巫运动有助于构建更牢固的父权制度。通过以“猎巫”为借口,妇女的身体、劳动、性和生育权逐渐受到国家控制,成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资源。同时,利用猎巫运动的恐怖效应,父权制国家可以将经济矛盾转变为内部的性别矛盾,继续分裂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女巫”成为贫穷大众不满的宣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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