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玛不需要笔记,不需要白亩庄园的旧藏书室,也不需要她的标本馆。这些她都不需要,只因她的脑袋早已贮存了对苔藓分类的大量理解,牢记的事实与细节填满了她头颅的每个角落。她熟知十八世纪关于物种蜕变和地质演化的一切论述。她的脑袋就像不计其数的书架组成的大储存库,里面堆满图书及箱子,构成无穷无尽、按字母排列的细目。”
这段话描写的是女主角阿尔玛在从塔希提岛前往荷兰的漫长旅途中奋笔疾书,写下她脑海里伟大的进化论思想,她被塑造成一位渊博而精专的科学家,“她不需要藏书室;她本身就是藏书室。”
阿尔玛的这个形象不禁让人想起19世纪早期的一幅插图,嘲讽充满学究气质的女科学家。她和阿尔玛一样,“本身就是藏书室”:头顶着一部《颅相学》,上面是插着两支鹅毛笔的墨水瓶,手里拿着一支,胳膊上还绑着一大把。她的身体和四肢都是书构成的——脖子被一部法语百科全书取代,右胳膊是《军队笔记》,左胳膊是《论奴隶制》,上半身是插图植物志,下半身是一部英语百科全书,书名一语双关讽刺她穿着男人的裤子(Pantologia的词根是英语的裤子“pants”),而不像那个时候正常的女性一样穿裙子。总之,这个形象完全丧失了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而是一个丑陋、无趣的女学究和书呆子。
图源:JamesSecord,“VictorianSensation“一书
今天的读者想必都会惊叹于阿尔玛的学识,佩服她在苔藓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如果我们回到小说的时代——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女科学家并不受待见。阿尔玛很幸运,她的父母不仅创造了优渥的物质条件,也非常开明,母亲告诉她“历史上没有哪个吃得饱、体质好的聪明女孩死于学问过多”。靠植物逆袭的父亲讨厌贵族那套繁文缛节,对女儿的教育也不遵循上流社会文雅淑女的培养模式。阿尔玛因此得以学习拉丁文,这门学术语言是植物学家的敲门砖,所有植物唯一的科学名称由拉丁文构成,大部分专著也是拉丁文写成,但通常只有接受学校正式教育的男孩才有机会学习这门语言,靠父母或家庭教师教育的女孩既不被鼓励也没有机会学习。阿尔玛学习了拉丁文和其他各门语言,也被鼓励去探索大庄园里的温室和自然世界,观察动植物、采集标本,甚至解剖羊头,这对于同时代的女性来说非比寻常。
在阿尔玛和父母的时代,植物学不仅与帝国扩张的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也被鼓吹为最适合女性参与的科学。正如小说中佩克教授所言,植物学“对女孩子来说,是一种最具有教育意义的休闲活动,是唯一适合女性的科学研究工作,我始终如此认为,基于这项学科没有残忍的成分,也没有数学的严密性。我自己的女儿也精于画野花。”……“女士的手指较为灵巧,你瞧,比男人柔软。有些人说,比男人的手更适合精致的植物采集工作。”
然而,佩克和当时社会普遍的观点一样,不过是认为女性可以将植物学当成一种有益于身心的文雅活动,去采集和制作标本、绘制图像、管理花园等,成为“植物学爱好者”,但她们并不被鼓励成为像阿尔玛一样的“植物学家”,去从事严谨的科学研究。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安·希黛儿在《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中的研究所示,那个时代有大量女性活跃在植物学领域,甚至给植物学带上了“女性科学”的标签,但阿尔玛这样从事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的植物学家却寥若晨星。
在希黛儿探讨的几十位植物学女性中,只有植物生理学家阿格尼丝·伊比森(1757-1823)和阿尔玛一样,发表了大量植物学论文,但在最开始投稿时也不得不将名字缩写为A·伊比森,让人误以为是男性科学家的名字,这也是阿尔玛刚开始投稿的策略。
小说中的阿尔玛远比现实中的伊比森幸运,她可以锦衣玉食,父亲的大庄园和温室提供了最好的研究基地,父亲也建立了广泛的植物学社交网络,为她进入学术圈和远航塔希提岛(尽管她这趟旅行并非为了苔藓)奠定了基础,而最终成为苔藓馆的馆长也仰仗了母亲的家庭关系,这个职位使她得以与进化论大咖华莱士畅谈,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相比之下,生活困苦的伊比森孤立无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认可,人生最后的时光依然遭受同行偏见。女性即便在植物学研究上崭露头角,有新的科学发现,在发表成果时四处碰壁不说,也没有资格加入学术机构或宣读她们的论文,少有的几次例外也只是发生在权威科学家们的女儿身上。
在18、19世纪,西方女性的理想角色远不是杰出的学者、科学家,能像阿尔玛一样有机会接触科学的女性也常常止步于爱好,受困于性别观念的束缚。阿尔玛尽管学富五车,令人钦佩,但生活中的她却显得极其悲凉,她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在少女时代,她就发现自己并非“传统”而“普通的费城女孩”,只有她和妹妹那个古怪的朋友芮塔出现时,她才觉得自己几乎是个“正常的女孩”。她对自己的苔藓研究甚为满意,“无懈可击、诚实可靠”,年纪轻轻“有自己的期刊、标本室、显微镜、植物学专著,以及与海外植物学家和采集家往来的信件”,是“苔藓时间”里的赢家。但在“人类时间”里她却深感自己失败,与安布罗斯争论问题时觉得自己“卖弄学问”“荒唐可笑”,成为“白色婚姻”的牺牲品也是因为自己“相貌平凡,没有丝毫吸引力”。在父亲和形婚丈夫离世后,她甚至全盘否定了自己,“处女、寡妇、遗孤、继承人、老妇人、头号大傻瓜”,对“人类时间”里的一切“一无所知”。阿尔玛对自己所有的负面评价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对女性普遍的角色期待,一如上面那幅讽刺画所反映的现实。
再如,1790年的这幅讽刺画《女哲学家,嗅出彗星》,发表于著名女天文学家卡罗琳·赫歇尔发现第三颗彗星之后,她固然得到了一些赞誉,但这幅画却否认了她在天文学上的专业技能,嘲讽她是“闻出来”的发现,对话框里写着她的感叹——“这颗流星散发着多么强烈的硫磺味”,那股臭味则来自彗星里丘比特的臭屁。
天文学家卡罗琳·赫歇尔讽刺画
阿尔玛丰富而闪耀的“苔藓时间”与孤独而悲苦的“人类时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身上折射出那个时代女科学家的抗争和无奈的处境。“白色婚姻”固然增加了女主角的悲哀,但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科学家们并不会因为少了这段戏剧性的经历就更加幸运,性别观念的桎梏是那个时代女性面临的共同困境。
ps本书再版后,责编通过上一篇书评找到我,让再写一篇书评。这篇书评发表在《深港书评》上,搬运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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