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人与牛的共同之处思考

许多读者和评论者肯定了《活着》对于苦难的现实主义的书写，他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坚韧的同时也不乏乐观的顽强精神，亦有批评者认为文中的苦难存在过多巧合，福贵本人对于苦难的承受是逆来受顺和尚未启蒙，后者显然将故事置于一种现代化语境之中，极为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和革命意识。通过分析作者如何描写动物，福贵等人如何与动物相处，人与动物的同与异，也许我们能获得一种新的理解福贵和理解“苦难”的思考。

牛羊是地主们家境殷实的符号象征，在赌博输掉家产之前，福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养殖的历史——“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后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就是福贵的发家史，跨越了战争时期、经历了人民公社运动，目睹了亲人接二连三死亡的衰老的福贵，再次告诉孙子苦根这个家族的秘密，“这两只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大了又变成牛。我们啊，也就越来越有钱啦”，这话并不乐观，与其说这是对于未来的展望，倒不如说这是对于当下的安慰。

在经济衰败的年份，牛羊是珍贵的食物，也是能换来米粮的商品。在人民公社时期，村里的羊被统一送至公社，福贵家的两头羊也不例外，人民公社炼钢失败后，食堂散伙前夕，公社里的羊被宰杀后分食；不久之后，福贵再次攒足钱为有庆买来小羊羔，在福贵的眼里，羊是具有极大经济价值的，“羊是最养人的，能肥田，到了春天剪了羊毛还能卖钱”，可是等到灾年到来，他们仍然只能再次将他拉到市场上换来救命的钱，福贵开导有庆，“羊啊，是牲畜，生来就是这个命”，然而羊既难以逃脱被卖掉的命运，更无法逃脱被宰杀的命运的。福贵这个名字名不副实，他既没有福分，也难以牢牢把握住财富。

唯一免于被宰杀的是那头与福贵同名的牛，孤独的福贵“除了自己的死亡他再也经不起任何一场死亡，哪怕是一头牛”，于是在他看到这头即将被宰杀的牛趴在地上，歪着脑袋吧嗒吧嗒掉眼泪时，他选择将它买下，福贵与牛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我”遇到福贵时，首先看到的是和牛背一样黝黑的福贵的脊背，“两人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掀起的波浪”，两个福贵都是勤奋的劳动者，他们日复一日耕种土地；两个福贵同时也都是受尽苦难的进入暮年的生命，这头叫做福贵的牛显然不是财富，而是同病相怜的伙伴；对于有庆来说，羊羔也并非财产，而是亲密的家庭成员，当两只小羊被强行送至人民公社，有庆不舍与他们分开，他请求每天来抱抱它们，并且给他们送草，动情时甚至流泪，在羊被宰杀后，他伤心了好几天。有庆将羊看作亲密的家庭成员，但他也同时清楚到羊重要的经济价值，所以在羊被宰杀被贩卖时，尽管不满，他却只能接受这个残忍的结果。

在启蒙语境中，对苦难的忍受是值得怀疑的，反抗苦难是值得赞扬的，即使反抗无果，依然是悲壮的，而福贵式的底层民众与牛羊一般，不追问苦难何以到来，只是默默忍受并且逐渐麻木不仁，这似乎是一种“受虐者和苟活者的人生哲学”。但问题的关键是反抗什么，如果反抗的是人祸，比如阶级的压迫，黑暗的社会，那么反抗意味着自由；可如果苦难是人生先验事实，是生活真理，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体——无情的命运，个体则无从寻找反抗的对象。与书名“活着”相对的是对于死亡的残酷见证，如何理解福贵家人接二连三的死亡，是至关重要的，福贵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关，福贵的苦难是动荡的年代造成的吗？《活着》的主题是要着眼构建和谐的社会吗？显然小说关切的是个人不是社会，福贵这样的人无法介入历史，虽然他的一生是也正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他却始终无法被纳入主流的叙述，他是历史的局外人，余华不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特定年代的人的悲惨生活，而是以现代小说的笔法着重表现个人可能如何面对无法逃避的苦难。

就像牛羊难以逃脱被宰杀的命运，福贵这样的劳动人民只能面对苦难，忍受苦难。在输光家产，走过漫长而苦难的一生的过程中，福贵慢慢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忍受苦难的劳动者，当老牛消极怠工的时候，福贵这样劝导它，“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既有强烈的宿命论的色彩，也是一种朴素的劳动分工；与此同时，福贵杜撰出许多名字，他企图告诉说明其他牛也在劳动，这些名字来源于他那些逝去的亲人，在提及这些名字时，人与动物的界限被模糊了，此时他们都是广阔土地上的劳动者，他们因他者的劳动确认自己劳动者的身份，也因他者的受难，接受自己苦难的命运。

赞扬“活着”的伟大精神的人，往往忽视了“活着”的生物属性，动物的困难处境象征着人的软弱、无奈与尴尬，导致痛苦的根源是这种无法逃脱的宿命，而人与牛的命运别无二致，都只能默默忍受加诸身上的苦难，在本能地延续自己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时，回顾自己的一生，为其找到一个平静的叙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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