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于《解放日报》2023.5.26日)文/俞耕耘李炜所著《孤独之间》一书,副标题写着:“一部另类的西方艺术史”。它的另类在哪里?我想在于姿态、语言和目光。不是正襟危坐的纲要史论书写,而是口语化闲聊,漫画速写勾勒艺术家、艺术品与“周边异闻”。他关注艺术家如何把生活风格,行事做派代入创作之中。全书各章节都在探寻艺术史里的两极要素,如何对立统一,调和并存。这也意味艺术家必须调试自己的区间,于分裂中获得微妙制衡。如想象与现实,技巧与天赋,荣耀与屈辱,疯狂与理智……可以说,正是这些相反相成的张力,构成了艺术人生。李炜的写作意欲重返艺术现场,如取景框截取艺术家的人生风景。古希腊广场式的对话风格,得以重现。作者仿佛与画家“短兵相接”,重逢相遇,言语却充满揣测问询,调侃与数落。正是在大量拟境还原中,故事开始了。作者也成了人物,介入其中,就像元叙事的侦探小说。只不过他在调查创作的动机、意图与秘密。在我看来,此书迷人处,乃是作者对所有画家投以“不信任”。我将其形容为,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所写的“可能的艺术史”。此书又同时兼顾“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两种倾向。前者通往一种艺术社会学,后者则指向艺术心理学,两者互为表里,是殊相与共相的关系。画家技艺的巅峰,离不开知性理解:如对人体的解剖比例、空间透视的纯熟深化。而艺术家个人秉性,又决定风格面貌——冷静还是癫狂,怪诞还是传统。每张杰作之后,似乎都潜藏了精神分析,旨在挖出艺术的表象和意志,画家的“小心机”与大棋局。即使画家本人,也未必就比李炜更懂自己。因为,他已经充当了画家的代言、解说与旁白。正如小说评点派的批语,已经和作品本身合体。作者对艺术家心性与人格分析,尤为在长。“若上天给了他机会,杜尚应该还是愿意走传统艺术家的路子的”。可能没有被心仪艺术学院录取,促使他成了传统的搅局者,“让这个曾经打碎了自己年轻梦想的世界付出代价。无论贬低他的那帮人怎么说,杜尚凭一己之力改变了现代艺术的走向。这一点无可辩驳。现代艺术的确因为他而变得一团糟。”反讽,也成为此书的风格。李炜善于暴露艺术家“所装面貌”,与实际意图的悖反。如杜尚爱“瞎编”早年创作年表,从而抹掉自己借鉴模仿,所受他人之影响。丢勒从少年时就痴迷自画像,吊诡的是,每张画都千差万别,似乎在画不同的人。丢勒的真实样貌反倒成了谜。在1500年最为卓著的自画像里,他甚至模仿了耶稣形象。他研究人体比例、几何知识,用巧夺天工的技巧,赋予自己理想的容颜。然而,“他本人并没有如此对称的五官,但这幅画中的他却是由一个又一个三角形、方形和圆形重叠与交集的完美结果。”《孤独之间》总在揭示画面所是,与画面否定的双重关系。因为,画家本人也是自我指涉与自我否定的矛盾存在。委拉斯开兹的《宫娥》引诱了我们的视觉。画面里他所画的那幅作品,很可能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宫娥》。《镜中的维纳斯》也如同一个玩笑,它背弃了现实的真实。我们所能看到的镜中之像,必定只会是“我们”自己,而非维纳斯的面容。苦闷与悖谬,会激发灵感巧思,宫廷里只有他可以为国王画像,但国王却不想再看到自己的形象。所以,画家才留下大量依赖镜子游戏,间接表象,虚构场景的杰作。难得的是,全书捕获了传统与现代,古典与前卫之间的隐秘关联,找到艺术发展的通与变。在那些久远的大师创作中,就已包孕了不少现代性、当代性的审美意识,实验气质。卡拉瓦乔这种背负罪名的天才,用才华打破传统,在题材上开创肮脏现实主义的路子。他对光线的全新使用,就像“黑色电影”的剧照。“在他的画作中,通常只能见到一道光源。光锥跨过画面,把一切划分为对比强烈的明与暗。”博斯身上石破天惊的创意,更超越古今,颠覆了中世纪以前的认知——那种艺术模仿现实的文艺观。奇思怪想,配以滑稽谐趣,《愚人石》自带的超现实性,比超现实主义还早几个世纪。作者用近乎“肖像式批评”的模式,对艺术作品、艺术史事件进行了文学化书写。而学院派艺术史研究,大多并不在意表达方式与细节描摹。李炜显然更倾向于讲好“艺术的故事”。他于情节之间论辩,叙述评议自然贴合,亦庄亦谐,又富机智洞见。在我看来,《孤独之间》以艺术随笔集的灵活形式,以小传纪事的列传结构,连缀艺术史中的珠玉,实现对艺术家的精彩重述,对经典的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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