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变化很大,自从彼得·伊万诺维奇上次见到他后,他更瘦了,但是,就像所有死人那样,他的脸更加漂亮,主要是——比在活人身上更具深意了。脸上表情的意思是,该做的都已做完,而且也做对了。丈夫和妻子之间谈话的大部分话题,特别是孩子的教育,都会勾起那些回忆中争吵不休的问题,而争吵随时可能爆发。剩下的只是那些稀有的夫妻之间的恩爱时段,但都持续不久。这是一些小小的岛屿,他们只是一时依附,然后又再度放归深怀敌意的大海,其表现就是相互的疏远。公务上的快乐是自尊的快乐,社交的快乐是虚荣的快乐,但伊万·伊利奇真正的快乐是文特牌局的快乐。他去了。一切如他所料。一切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无论是候诊,还是医生那种假作的傲慢,都是让他熟悉的,正是他在自己那里,在法院所熟知的,敲一敲,听一听,提了问题,要求得到预先确定的、显然是不必要的回答,而那副颇具意味的样子,是在暗示,说,您哪,只管服从我们就好了,我们会把一切安排妥当的,我们这儿知道怎么把一切安排妥当。也毫无疑问,对任何人都是同一种方法,无论是谁。一切完全跟法院里一样。正如他在法院对被告装腔作势那样,名医也同样对他装腔作势。伊万·伊利奇慢慢走了出去,沮丧地坐上雪橇回家。一路上他不停地逐一回想着医生说过的一切,试图将所有令人困惑、晦涩的科学词汇翻译成简单的语言,在其中读出问题的答案:不好——是不是对我来说非常不好,或者还不算什么?而他觉得,所有医生说的话的意思,就是非常不好。街上的一切都让伊万·伊利奇感到忧伤:出租马车是忧伤的,房子是忧伤的,过路的人、店铺是忧伤的。这种痛楚,模模糊糊、纠缠不休,一秒钟都不肯停歇,与医生含糊的话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了另外的、更严肃的意义。伊万·伊利奇现在以一种新的沉重感倾听着它。伊万·伊利奇的主要兴趣便是人的疾病和人的健康。当着他的面说起生病的人、死去的人、康复的人,特别是与他相似的疾病时,他竭力隐藏自己的激动,倾听、询问,适用在自己的疾病上。疼痛没有减轻,但伊万·伊利奇做出努力,迫使自己去想他好些了。他能够欺骗自己,若暂时没有让他烦乱不安的事,恶化进展得那样均衡,以致他能够欺骗自己,一天与另一天对比——区别也不大,但当他咨询医生时,他便觉得,情况在变坏,甚至非常快。肋部的疼痛一直在折磨人,好像一直在增强,变成持久性的,嘴里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怪,他觉得,从他嘴里发出某种令人厌恶的气味,食欲和体力越来越弱。不应该欺骗自己:某种可怕的、新的、伊万·伊利奇一生中从未如此深具意味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所有周围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以为世界上一切照旧。正是这一点最让伊万·伊利奇感到痛苦。家里的人——主要是妻子和女儿,正火热地忙着外出——他,看出来了,她们什么都不懂,只是懊恼他那样不愉快而又苛求,好像这是他的错。怀着这种意识,再加上身体上的疼痛,再加上恐惧,必得上床躺下睡觉,经常是夜里大部时间疼得睡不着。内兄听见伊万·伊利奇的脚步声后抬起头来,默默地望了他一秒钟。这种目光向伊万·伊利奇揭示了一切。内兄张开嘴,要发出惊叹,却忍住了。这个动作证实了一切。“怎么,我变样了?”“是的……有变化。”“不,你太夸张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我怎么夸张了?你是看不出来——他是死人了,看看他的眼睛,没有光。他得了什么病?”于是在他的脑海里发生了所期望的盲肠的修正:吸收,排出,恢复了正规的活动。“对,一切都是如此,”他对自己说,“只是要协助本真而已。”他想起了药物,他欠起身子,服下它,仰面躺下,倾听着药物如何有益地发生效力,它如何消除疼痛。“只要有规律地服用并防止有害的影响。我现在已经觉得好些了,好多了。”他开始摸索肋部——摸着也不疼,“是的,我没感觉到,真的,已经好多了。”他熄灭蜡烛,侧身躺下……盲肠正在修正,吸收。突然间他感觉到那熟悉的、旧有的、模糊而又恼人的疼痛,顽固、沉稳,实实在在,嘴里又是那种熟悉的污秽。心往下沉,头脑发昏。“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都不会停了。”为何要欺骗自己?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除了我,都很清楚我要死了吗?问题只是还有几个星期,几天——或是现在,可能吧。而最糟糕的——就是它引起他的注意,并非要他做什么,而只是让他看它,直视它的眼睛,看着它,什么也不做,无以言表地承受折磨。他去了书房,躺下,再次一个人跟它待在一起,与它四目相对,但拿它毫无办法。只是看着它,周身发冷。伊万·伊利奇生病的第三个月怎样发生了的这一情况,是无法言说的,因为这一情况是一步一步发生的,不引人注意,但发生的情况,他的妻子、女儿、儿子、仆从、医生和其他相识的人,以及最主要的,他自己,都知道,他身上的兴趣对别人来说只在于,说到底,他会不会很快腾出地方,把活着的人从他的存在所产生的拘束中解脱出来,本人也从自身的痛苦中解脱。他睡得越来越少,还用上了鸦片并开始注射吗啡,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半催眠状态中体会到的隐隐的苦楚,一开始只是像某种新的东西那样,减轻了他的痛苦,但后来它变得跟直接的疼痛一样或者更难以忍受了。伊万·伊利奇最主要的痛苦就是谎言——所有的人出于某种原因所认可的那种谎言,即他只是病了,但不会死,他只需要平平静静,做治疗,那时就会出现某种很好的结果。可他知道,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有更加难受的痛苦和死亡。伊万·伊利奇在某些时候,经过长期的苦痛,最想要的,无论他多么羞愧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想要有人可怜他,就像生病的小孩那样。一切依旧。时而点滴的希望闪出光亮,时而绝望的海洋汹涌翻腾,却总是疼痛,总是疼痛,总是苦闷,总是同样的一套。名医带着严肃但并非毫无希望的表情告辞了。对伊万·伊利奇抬起闪烁着恐惧和希望的眼睛向他提出的那个胆怯的问题,即有没有可能康复,回答说无法保证,但可能性是有的。伊万·伊利奇告别医生的那种抱有希望的目光是那样可怜,以致看在眼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甚至哭了起来,走出书房,付给医生诊费。她坐下,问他的健康情况,如他所见,只是为了提问,而不是为了了解,也知道没什么可了解的,当他们走出门去,伊万·伊利奇觉得他好受了一些:谎言没有了——它跟他们一起走了,但疼痛留了下来。还是同样的疼痛,还是同样的恐惧,使得什么都不沉重,什么都不轻松。一切变得更糟糕。又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一切都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终结,不可避免的终结越来越可怕。三点之前他处于折磨人的昏睡中。他仿佛觉得他连同疼痛被人塞进某处又窄又黑的口袋,塞得很深,一直往里塞,塞也塞不完。这件让他恐怖的事情完成得痛苦不堪。他又害怕,又想沉陷下去,又是挣扎,又是妥协。这种种折磨又有何理由?那个声音回答:就是这样,没有理由。妻子走进他的房间说:“Jean,亲爱的,为我做这件事吧(为我?)。这不可能有害处,但常常是有帮助的。怎么呢,这不算什么。健康的人也经常……”他睁大眼睛。“什么?领圣餐?为什么?不需要!不过……”她哭了起来。“好吗,我亲爱的?我叫我们自己那位,他那么亲切。”“好极了,很好。”他说道。当神父到来,听他忏悔时,他软化了,感觉好像从自己的种种怀疑、由此也从种种痛苦中解脱出来,让他有了片刻的希望。他又开始想盲肠和纠正它的可能性。他眼含泪水领受了圣餐。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了,开始拧绞,击刺,压迫呼吸。“对,我在折磨他们,”他想。“他们感到怜惜,但我死了他们会好过些。”他想说这句话,却又无力说出来。“不过,何必要说呢,应该去做。”他想。可怜他们,就应该行动,好让他们免受痛楚。让他们也让自己摆脱这些痛苦。“多好,多简单啊。”他想,“可疼痛呢?”他问自己:“它去哪儿了?嗯,疼痛,你在哪里啊?”他开始留神倾听。“是的,它在这儿呢。那好,就让它疼吧。”“死亡呢?它在哪儿?”他寻找自己先前对死亡的习惯性恐惧,没有找到。它在哪儿?是怎样的死亡?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亡也是没有的。取代死亡的是光。“原来如此!”他突然说出声来,“多快乐啊!”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这一瞬间的意义已经不再改变。对在场的人而言他的痛苦又持续了两个小时。在他胸部有什么东西咯咯作响,他消瘦的身体哆嗦了一下,随后“咯咯”的声音和喉鸣就越来越少了。“结束了!”有人在他上方说道。他听到了这些话,在自己心里重复着它们。“死亡结束了,”他对自己说,“它再也没有了。”他吸入了一口气,呼吸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身子一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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