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宇杨做了翻译，原文见

https://rsaiconnect.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rsp3.12686

经济发展和长期增长这一社会科学领域经久不衰的议题太过宏大，以至于仅用一本书的体量对其条分缕析无疑是一项挑战，但《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一书做到了；而一篇书评的篇幅又过于短小，因而请恕笔者不能将其优点尽数呈现。

本书评分为两个部分。笔者将首先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然后从经济社会学家的立场出发浅谈本书的惊艳之处。

在本书的开头部分，作者阐明了本书的主要目标并构建起全书的概念框架。正如标题所言，在本书中，作者试图解决错综复杂的“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InstitutionalFoundationsofEconomicDevelopment,IFED）之谜，因而全书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即：如何准确地理解“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制度基础和长期经济增长间具有较强偶然性的系统性关联又作何解？作者从“留在人行道上的大额钞票”（Olson,1996）这一比喻入手，进而发问：什么样的制度会鼓励并使个体能够以一种对社会有益（即提高福利）的方式捡起那些“大额钞票”，同时阻止个体以一种对社会无益甚至有损害（即减少福利）的方式捡起那些“大额钞票”？作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要更多关注制度的功能而非形式（p.3）。

由此，本书极具社会学特色的分析思路在开篇得以阐明：作者以演绎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制度效果而非形式加以着重分析。笔者认为“效果”（effects）这一表述在此处较之作者使用的“功能”（functions）更为贴切。尽管二者具有相似性，但前者实际上是对后者的延伸，制度“效果”不仅包括制度本身的功能，还包括制度之间相互作用所造成的预期功能之外的影响以及个体身处给定的制度环境中所做出的行为决策和博弈选择。因此以“效果”代替“功能”能够进一步拓宽本书的理论边界。

总而言之，全书的核心思想在于探究制度如何激发经济活力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p.3）。作者认为，欲构建起能够达成这一效果的制度体系，需着眼于四个关键因素：可能性（possibility）、激励（incentive）、能力（capability）和机会（opportunity）。在此基础上，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被进一步细化为六个维度：（政治）等级制、产权、社会流动、良好的再分配（作为赋能）、保护创新的自由、机会平等。本书在参考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文献的基础上对这六个维度进行了剖析。

作者实际上将所有影响“社会行动的特定组合及其执行过程”（Granovetter,2017:136;Stortietal.,2022）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均纳入了制度这一范畴。对制度的这一定义为以下论断张本：第一，制度在理解发展这一动态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不能以非进化的视角考察制度变迁与发展过程。发展过程中的权变因素使制度实施的效果具有条件性，这也意味着不能以“事后诸葛”的视角建立起制度与发展的直接联系。第二，制度并非发展过程中的唯一关键变量，因此需要建立起关于发展的全面理解。

基于上述思路，全书经由八个章节的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在前两章中，作者总结了研究现状并提出了理论框架。在对现有关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文献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作者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这一概念。资源分配受制度和经济发展二者间关系的影响，往往容易形成不平等的结果。由此，作者就“不平等”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将能力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和事实不平等区分开来，并指出：应尽可能将这三种不平等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章总结全书的核心内容，即：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资源分配的改进方向以及制度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减少市场摩擦的具体过程。在第四章中，作者论述了缓和能力不平等之于改善再分配的重要性。在随后的两章中，作者指出：民主制度是改进再分配调节效果、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创新自由的保护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两章对以上论述加以整合，建立起由制度、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及国家付诸正确行动的能力三者构成的“新发展三角”（NewDevelopmentTriangle,NDT）模型并以该模型刻画发展之全貌。由此可见，发展并非理所当然、一劳永逸的既定事实，而是“新发展三角”的三个要素相互作用、不断演化的最终结果。

根据“新发展三角”模型，作者提出了一些结论性建议。作者认为，构建关于发展的全面理解，需要认识到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因此，无须再从社会的不同领域费心寻找所谓“发展的唯一本源”并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争论。这种热衷于将发展原因单一化的思潮下形成了三种主要派系。其一是认为价值观及其嬗变为发展本源的文化主义者；其二是发展主义者，他们认为发展取决于经济变量的表现和经济体实现稳定的自由贸易的能力；其三则是认为好的制度之于发展不可或缺的制度主义者。作者博采三家之长，却又认识到三种观点各自的片面性。正如前述，制度在包含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等其他重要变量的系统内运转，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产物。因此，重要的不是制度本身所扮演的预期角色，而是其达成的实际效果。制度实施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还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将宏观的、确定性的视角与微观的、原子化的视角加以严格区分的二分法在本书面前不攻自破。作者试图贯通宏微观视角，将循序渐进的制度安排与社会主体的行为决策相结合，并将二者置于环境所赋予的机遇与挑战中加以考察。换言之，本书意在发掘能动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这样的演绎过程中，动态、进化的发展观得以塑造，即：发展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阶段。因此，为回答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这一问题，可以从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中找寻答案。例如，在全书的核心部分，作者在对一系列历史案例加以比较分析的过程中，阐明了等级制、自由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而证明“民主制度是促成重大科技突破的必要非充分条件”（p.138）。随后，作者将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展现出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彰显的比较优势，对这一论断进行了再验证。

在接受这些论断的基础上，不难发现，作者的观点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观点不谋而合（例如Powell&DiMaggio,1991）。深化对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相关文献的理解，可以进一步丰富关于本书所述问题的研究思路。笔者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在先入为主的社会学视角下，本书作者对经济发展进行概念化的方式使笔者不由想到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theory,Merton,1968）。现如今，中层理论被滥用于归纳式的个案研究以及社会科学领域脱离实际的规律总结，其理论边界日益模糊。但本书的理论建构过程可以视作对中层理论之理论原点的回归，从作者运用演绎方式阐释发展问题的分析视角和定量研究为主、其余方法兼顾的研究主张中可见一斑。作者直言：“在论据的选取上，我将数据和深入的个案研究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p.14）。本书尽显从调查研究到理论建构的内在张力，从中也可体会到作者在构建严谨性和普适性兼具的概念框架这一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这正是典型的默顿社会学范式（Boudon,1991）。

在本书评的结尾，笔者将简要介绍本书的结论。在全书的最后部分，作者称：“在未来数十年内，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并保持发展态势这一问题将继续困扰欠发达国家。”（p.208）那么，欠发达国家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向发展型国家模式转变，实现稳定的包容性增长？这一问题还需后来的学者及政策制定者解答，作者在书中仅明确指出加剧欠发达国家发展不确定性的三个关键问题。其一，全球化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常态化的创新和制度优化，而欠发达国家往往难以满足这一条件；其二，如果民主政权受到冲击、代表机制遭到破坏，增长态势也会折损；其三，如果政治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人们会质疑增长和平等难以调和（Trigilia,2022）。本书虽然不能提供上述问题的对策，却提供了研究问题的工具。对于一本考察制度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著作，不能有更苛刻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