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工作与消费主义下的新穷人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

尼采说人类有三次精神觉醒的时刻，如果用动物去具象的话，代表的形象分别是负重前行的骆驼、反抗恶龙的狮子，以及返璞归真的婴儿。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在30出头的这个年纪，对照着尼采的理论，大多都还在沙漠中奋力前行，我们会对现状不满，会对没有更多选择而焦虑。但我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沙漠这条路为何出现，为什么生来就是要忍受干旱和辛苦的骆驼，或者说是什么造就我们成为了骆驼。如果你想获得上述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解答，可以来看看这本书，看看一个社会学家是如何冷眼旁观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至少可以了解到成为狮子，应该抵抗的是什么。

首先，工作伦理是被创造的。工作伦理本质是一条戒律，即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它有两个前提和两个假定。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汇报。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两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即哪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这就是工作伦理对于“现代性”社会的总结。在工业化早期，这种工业伦理的革命驱散了大多数人不愿被工厂雇佣，拒绝服从的普遍恶习，通过不断的思想革命战胜了那些毫无理性、无知愚昧、不可原谅、拒绝进步的庸碌大众。据这场革命的胜利者记载，人们终于意识到应该向往更好的生活，向往更新更好的东西。然而工作伦理的贯彻也同样带来了如下恶果，工匠们将工作与事业的分离，人们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工人们也被具体化、工具化；就像哈蒙德夫妇所描述的，“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作伦理让人们平和地、不假思索地服从冷酷无情的机械化工厂工作地规劝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组合：本质上属于前工业时代，反现代的奴隶经济心态与一种大胆地新社乡混合在一起。

而与工业化、现代化、工作伦理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正处于的消费者社会。在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可以称为生产者社会，尽管人类自诞生起就从事生产，并将持续生产直到人类灭亡，之所以称之为生产者社会，是因为那时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现阶段的社会则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通过塑造，更具备消费能力，成为了一种社会优越性，那些有着更多高消费能力的富人阶层也被标榜成为了社会中值得羡慕和尊重的榜样。曾经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消费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地生活保障。更具备消费能力的人，也通过消费在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从而体现自身品味，形成一种“消费美学”，这种消费美学激励着普通消费者投入更多精力和金钱用于消费。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地兴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中。

消费者社会中，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生产力，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地热情和活力。然而当消费者信心不足地时候，或者说当消费者不愿再被市场所诱导时，新的欲望和需求不能被创造地时候，社会生产力就会变得富余，社会财富也不能满足持续增长的趋势，被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土地就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而新的策略也自此开始，全球自由贸易的流动，贡献了那些新鲜、顺从、还没有被惯坏的生产力资源，并提供了更多源源不断补充的消费能力。虽然劳工和消费者逐渐在全球化，但社会的福利供应仍像国家权利机构那样以国家为界限。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的直接或间接地源头，或许正式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我们应该意识到，先实现下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时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100倍。

消费者社会没有意识到的是，现代生活方式正在不断重塑世界，然而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总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届时，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就会具有破坏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生存就取决于已经现代化的部分进一步现代化。如今地球已经满负荷，需要说明的是，就物理空间和人类栖息地的延伸来说，地球远没有达到极限。相反，人口稀少、无人居住的土地面积似乎在扩大而非缩小。人类正在以不断上升的成本为代价，通过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生存方法，使得人类可以在曾被认为不适合居住的栖息地定居，但它也销蚀了许多栖息地维持以前居住和养育人口的能力。现代化进程已成为人类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人们现代化生活的欲望也持续被社会所引导。但如果有一天，现代化的胜利号角响遍世界的每个角落时，地球的所有土地都要承受现代化取得全面胜利的后果。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所有人而鸣。

社会国家曾时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然而今天在逐渐衰退。由于消费者社会产生的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不能充分就业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作伦理所贯彻的不能创造价值就应该被淘汰的理论，让穷人成为了社会的untouchables，而不是如社会国家中社会契约所约定的社会责任。所以越来越多的社会国家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概念，即安全国家。既然不能承诺社会责任，那么就让政策渲染出一种不稳定、充满风险的生活环境，利用个体的脆弱性以及人身安全的需求上。就好像最近火热的电影，激起了很多人对安全保障的渴望。通过类似的各种方式，容不得人去思考社会关系的真实状态。

本书最后也提出了几个设想去消除消费型社会带来的后果，第一是泛乌托邦论，即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的脱钩，或是群体资源的返璞归真即去现代化。这些都需要人类做出巨大的转变，我们只能再次引用科尼利厄斯的话来回答。“你想改变人类吗”“不，没有那么夸张，我只希望人类改变，就像他们之前改变过两三次那样。”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凯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

本书还有一些关于穷人即社会底层人群的关怀和思考，在这里没有引申展开。这本书对于我的主要思考启发是关于具备生产能力的消费者如何减少被剥削的程度，仅能盲目地自欺改变社会尚未迫在眉睫，而生存对于个体来说却更加现实。社会的财富积累，不过资本或者掌握资本的人基于对自然资源以及人类资源的剥削与变现。一个劳工的剩余价值会被受到三个层面的剥削，一是通过工作为企业主创造剩余价值、二是作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为社会积累财富、三是作为消费者以及劳工产生的税收后作为社会公共福利但与实际税收支出所能创造的福利之间的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劳工在A国家A公司工作，假如劳工所取得的收入是与A公司的经营情况直接相关的，A公司的利润率是30%，A国家的税收比例是15%；而B国家B公司的利润率是15%；B国家的税收比例是10%；再假设国家的全部税收用于社会福利的建设，那么这个劳工应该选在在哪个公司工作，哪个国家消费，哪个国家生活，才能最小化他的被剥削程度呢？可能缺乏有关因子的补充，我还没有想清楚答案。但我想在拥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实现最少的剥削，也许就是我们这群骆驼在沙漠中远行中唯一能做到的抵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