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毕生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现代新儒家思想,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敬他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曾在三所大学执教《中国通史》课程,他将通史课在一年的时间内讲完,力求贯彻始终。上课时他选择讲述内容,讲课时史料充分,相关且客观。在讲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时,他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和相承关系。而且重要的是,他根据历代人的意见陈述各项得失。
他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确定取舍,最终初步完成了他的心愿。上至远古,下至清末,全面涵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后续讲课中不断补充和修改,为日后的著作奠定了基础。
叶龙是钱穆先生的学生,他近年来费心整理了他60年来保留的课堂笔记,为读者提供了这本珍稀的《钱穆珍稀讲义——中国通史》。读者们可以感受到钱先生深远的历史眼光、渊博的学识和家国情怀。
钱穆学术严谨,他为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文章。
有人认为,商代是中国文明的起点,而商代之前是史前史。在黄帝与殷墟文化这一章节中,钱穆先生使用大量史实驳斥了这种观点。历史不仅包括文字记载之后的历史,还包括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
在安阳县发现的甲骨文被证实为商朝人的文字,与《史记.殷本纪》相符,这些被称为“殷墟文字”或“殷墟甲骨文”。外国学者看到殷墟文字后开始重视中国的古文化历史,从而出现了疑古运动。
钱穆先生认为,按照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字的创造不可能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所以甲骨文也是逐步发展才能完成的。夏朝到商朝历时四百年,文字的逐步进化也需要四百年,所以在夏朝时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文字。
如果想在龟甲上刻字,就需要锐利的刀具,这证明了当时已经有了这种刀具,而这需要先进的冶炼技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是做不出如此锋利的刻刀的,所以龟甲文的出现表明历史已经很久远。
钱穆先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历史在商朝之前就存在。他还说,即使中国的历史只有三千年,也比法国、英国更伟大,甚至罗马、希腊都无法与之媲美。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的大学历史很短,北京大学只有四十年。外国大学已有六十年。”钱穆先生回应说:我们汉武帝时期就有大学了。二百五十年前的耶鲁大学只有五十本书。想想看,当时我们国家有多少本书,与英国、法国、美国相比怎么样!
看到这里,不由得会激动起来,鼓舞人心。对钱穆大师的敬仰自然而然地产生。钱穆先生治学严谨、科学客观,他认真研究历史,保护中国历史文化,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用最有说服力的文字证明了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钱穆先生的历史观是以精神的生命史观为基础,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终极决定因素不是经济和生产力,而是人的主观精神。
他说:“学习历史的人,需要培养一种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历史的大势,一切世界兴衰决定在人。决定人的并不是眼前的物质条件,而是漫长的精神条件。”可见,他的历史研究是通过精神发展史来解释历史的。
整个历史对于个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大生命的延续,是民族大生命的发展过程。他说:“中国历史背后有一个大的图样,才构成了这个大建筑……我们要了解历史,只是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有了这个大生命,才有了我们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国人最懂得这种所谓的生命之学,即做人之学,所以才能拥有七亿人口,四五千年不倒。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相比。”这表明钱穆的历史研究是基于民族和文化的精神生命史。
钱穆先生学识渊博,思想开阔,深受学生欢迎。他的著作严谨而严密,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当今国史界的第一人,备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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