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事》女战地记者：离家更近的战斗

当育儿再度向一个女性抛出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问题，一个战地女记者面对一场离家更近的战斗。

“你应该把这一切都写下来。”梅根·斯塔克的丈夫汤姆建议。他这么说是想平息大儿子出生后几周以来夫妻二人的又一次争吵。“这一切”指的是母职、家务和女性在过去身处职场的自己与被生育摧毁的全新的自己之间找到平衡这一永恒主题。

梅根·斯塔克是《洛杉矶时报》获普利策奖提名的战地记者。她对丈夫的共情能力嗤之以鼻：“当然，汤姆仍然在外面的世界自由穿梭……他已经为人父，却还能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没有做出任何降低身段的妥协。”

把成为母亲的经过写下来，这一想法让梅根感到震惊，让她联想到“育儿博主”的形象。她写道：“我永远不会离开更广阔的世界，脱离政治和经济这些严肃的抽象概念。我打败过男人，也不会就此停下。我的作品不会放在冰箱和婴儿床之间，不会散发出橡皮鸭和护臀霜的味道。”

然而，她还是写出了《女人的事》。每一个经历过或正在思考母亲艰难处境的女性，都应该感谢她为当代有关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增添了坚定无畏的力量。

有关“成为母亲”的图景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巨变：梅根在生完大儿子后饱受失眠困扰，并疑似患上产后抑郁症，她向母亲和婆婆寻求建议。她们虽然都对梅根报以同情，但也告诉她，她们无法认同梅根所描述的那种存在性焦虑。也许这是一个和期望相关的问题。蕾切尔·卡斯克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中批判道，像她一样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从小就被寄予了和她们的兄弟一样的期望，直到她们成为母亲，不得不面对生物学上的残酷不公。

《女人的事》承续了卡斯克作品的主题，并经常与之呼应，它主要探究阶级、特权和家务分工，而梅根生活的环境让这些话题变得格外凸显。由于汤姆是驻外记者，梅根在北京产下大儿子，又在新德里生下小儿子。生活在这两个地方的外国人都不断提醒梅根：“这里的帮手很便宜。”但贫穷女性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并没有使这笔交易变得简单直接。随着梅根不断雇用当地保姆和管家来为自己的写作腾出时间，她发现自己的家变成了“工作场所”，而她则成了管理雇员的家务经理，她的良知和女性团结意识不允许她像丈夫那样将这些员工仅仅视为“女佣”。

"我了解到，保姆不是一个出现后就能简化生活，并且不会造成更多麻烦的工具。小李是一个人，她的问题也开始成为我的问题。"

梅根雇用的女性也都是母亲，她们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在城市里照顾外国人的孩子，以此赚取报酬。小李的女儿因为心脏病住院时，梅根心怀愧疚，便给小李放了很长时间的假，而汤姆的第一反应却是找一个能来上班的保姆。

后来，在印度，他们的女管家普贾被丈夫家暴；这一次，汤姆又想找一个不会把自己的麻烦带到他们孩子生活中的人来代替普贾。而梅根在对待帮佣时，会努力在权威和同理心之间寻找平衡。“曾经有一张脆弱的隔膜，把我们雇用的脆弱妇女的悲惨生活同我们平静的家庭生活分开，现在这张薄膜终于破裂了。”

梅根在写作中毫不避讳自己的缺点，对她在这两种角色中感受到的不安直言不讳，对自己婚姻中暴露出来的父母双方的不平等也坦言相告。她文笔优美，机智诙谐，又善于自我剖析，她在以一个小说家的尖锐眼光刻画角色。

在最后一章，梅根以新闻记者的口吻留下了一个更为严肃的提醒。她抛出世界各地女性做家务的统计数据，得出一个老生常谈的结论：“说到底，答案是男人。他们必须承担这该死的工作！”这一顿悟并非答案所在，梅根对此心知肚明。不过，《女人的事》丰富了这场论战，为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答案增添了一个声音。挑战在于，要让男人来读读这本书。

本文首发于《卫报》，作者为斯蒂芬妮·梅里特（Stephanie Merritt），文章原名：《女人的事》：一场家务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