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仇鹿鸣的《长安与河北之间》而来,从完成度上来讲这本不如仇著的那本完成度更高,李著的这本还是能明显看出论文的痕迹来。不过就内容而言,与仇著重点从河北藩镇研究出发重思中晚唐政治研究不同,李著研究对象明显扩大了整个唐朝地域,并以划分相对明显的河南、关中、河北和淮南四大区域一一进行研究,有点施坚雅区域史研究的感觉。
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博士研究成果,李著对各区域中藩镇的研究也是从藩镇行政区划大小来入手分析藩镇的变化,并从这些政区变化中分析讨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及藩镇之间的博弈。总的来说,与以往所认为的藩镇割据是唐王朝中央权力衰弱、力不能及的结果所不同,李氏在研究中认为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藩镇割据后果,唐王朝并非被动的消极接受,而是在积极的进行应对,内地藩镇的出现反而是唐王朝应对“危机”的方式,通过各种手段分割、削弱或放弃各地方藩镇,进而在一系列中央地方的权力互动中实现了安史之乱后中央统治的稳定。
在对各区域藩镇的讨论中,李氏明显也对“唐宋变革论”有所呼应,可以看出某些宋朝的变化在这时已经出现了种种迹象,关中、河南和淮南的区域联系加强以及河北地区的“异质化”因素的成长,这些都成为了框定北宋的统治区域的前提,淮南的崛起与河南运河的便利也使得“关中本位”的破产不可避免,政治中心由关中转向河南也成为历史必然,地方“土豪”势力的崛起也成贵族阶层消失、宋依赖士大夫阶层统治这一后果的必然。总之,就像在后记中所言,中晚唐历史一百五十多年,这是藩镇作为主流长期存在的历史,如果认为存在“唐宋变革”的话,那么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绝对不可忽略、小觑,或简单理解,可以说李氏的研究确实做到了她所说的要深化对藩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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