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四书学的经典诠释和儒学理解 ——序邹晓东《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
陈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四书成了儒学的代名词。
朱子在《语类》中给出的四书阅读建议是:先《大学》定规模,次《论语》立根本,次《孟子》观发越,最后《中庸》尽精微。显然,这是一个基于个体人格养成的学习方案。由于影响广泛深远——其成败得失及其所以然之故姑置不论,《大学》和《中庸》的理解定位也被这样一个方案系统定位桎梏,从义蕴到结构都被遮蔽扭曲。所以,看到晓东的文章和书稿多少带有某种批判超越的意识或追求,发表、写序都一口应承。走出四书学的经典诠释和儒学理解在今天十分必要。
宋代儒学在公共领域地位稳固,其主要工作在应对佛教冲击和进行社会教化,所以比较注重向内用力,成为所谓心性之学。近代以来中国深受西方冲击,东西方文化比较又在自我特征的确认和辩护中强化了这一伦理特征,在所谓“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努力和纠结中失却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气魄和格局。
晓东不满《大学》、《中庸》的“道统论解释学”(以及诂学的“片断论”):不满其《大学》诠释把“明德”讲成“天命之性”,把关注焦点从“教—学”转移至“格物致知”;不满其《中庸》诠释将《中庸》原有的“性——道——教”结构扭曲为“教——道——性”,使“性”被“教”遮蔽,故而推崇乃师谢文郁的“本性之善”。区分本性之善与经验中的行为之善确实大有必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本性之善乃是对生命本身的肯定,所谓“生,好物也”。朱子思想最大的问题就是以“理”代“天”,将伦理学中的道德原则提升到本体论层面建立起自己的“天理”论述,所谓“太极一理”、“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毕竟先有是理”等等,好处是现实的道德被极大强化,恶果则是鸠占鹊巢,以生生为德、以生物为仁的“天”从此被彻底放逐!我想,晓东写作的信心和冲动,应该都是基于对这样一种理论形态及其后果的感觉与诊断吧。
我用“感觉”一词,是因为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我认为,晓东发现了问题,但解决得并不是很叫人满意。原因,一是可能过于偏向义理,而对经典文本本身的研究措意不够,显得飘忽;二是在对《大学》、《中庸》研读的时候,仍然是依据朱熹的那个框架,《大学》在前,《中庸》在后,有点进退失据。后者才是最关键的,他甚至试图寻找“从《大学》到《中庸》的历史逻辑”,提出了所谓的“从意志软弱到真知问题”的思想史叙事。但是,被削足适履地强塞进一个发展心理学的教程中,不对系统本身加以突破,又怎么能够将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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