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民族政权当中,沙陀人的存在感并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沙陀人本身在非专业历史研究之外名声不显,另一方面也是其“生不逢时”,建立的三个王朝和一个地方性政权都处于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尴尬的历史时期:分裂的时间过短,前后两个朝代又过于耀眼。若以更长的十国历史为限,公元902-979年也不过七十余年的历史,五代则仅有五十余年,处于唐宋的阴影之下,以至于连学界理论也往往忽视掉五代十国。汉学家内藤湖南开创的唐宋变革论,是唐宋史领域长期研究的重点,但我们不仅在其中看不到五代十国的名讳,也很难找到五代十国的历史贡献,这让在五代十国时期登上历史主舞台,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的沙陀也黯淡起来,就像这个民族的崛起之路那样。
在《沙陀往事:从西域到中原的沉浮》这样一本小书中,作者用了整整七章内容,勾勒了沙陀入主中原之前的崛起历史。在元和年间(808年前后)从吐蕃东归的沙陀只有一万部众,最后落脚于代北地区。如果没有在代北地区实现发展,以沙陀的实力,在唐末乱局中无疑只能处于边缘,或成为河东、河朔藩镇的雇佣兵,或北返草原成为契丹的一部,或草草起事加入乱局,迅速湮没于中原混战之中。在沙陀到来之前,在安史之乱后代北已经有了大量粟特聚落。(可参考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见氏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蒲立本《內蒙古的粟特聚落》,见氏著《安禄山叛乱的背景》)粟特以商业闻名,人口众多,自南北朝以来大量迁入代北,但族群缺乏核心领袖;沙陀有强大的军事能力,部族凝聚力强,但缺乏农业和经济技术,人口稀少。这两方面的长短,恰好能够互补。两族自西向东先后浸润代北,既有交往,又有冲突,但没有为争夺空间的任何大规模行动,可以说双方互补共生于代北地区,实现了一个以沙陀为主导的数十年融合过程。沙陀就是在与粟特共生的环境中发育成长,代北粟特则渐渐被沙陀吸收,以至于粟特悠久长期的历史在沙陀崛起的五代时期开始没落,埋没在各种历史线索中。
蒲立本指出,我们探寻沙陀在五代建立三王朝的历史脉络时,可以找到大量的粟特姓氏和粟特人名,这提示了我们沙陀崛起的隐秘历史。在《资治通鉴》卷244“大和四年(830)三月乙亥”条中,明确记载了沙陀开始引领“九姓六州胡”(即代表粟特的昭武九姓和六州胡两个指称),并在同书卷245“开成二年(837)七月癸亥”条出现了沙陀三部落之称,此三部落实际上就是沙陀融入了粟特人的结果。三部落分别为沙陀、萨葛和安庆,萨葛即粟特(索格底亚那的转写),首领为米姓,为粟特九姓之一;安庆又称安庆九府(指九姓胡),首领为史姓,亦为粟特九姓之一。可以看出,沙陀的组成部分有极大比例的粟特人,这完全充实了沙陀的力量与文化。由于粟特人长期与中原文明通过商业等各种形式交流融合,沙陀也在长期的共生中开始进入中原的文化体系当中。当我们看到李克用父子对中原文化的熟稔,对政治文化的利用(比如以尊唐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通过代北的长期经历来熟悉这里“游戏规则”的成果,比如长期辅佐李克用、李存勖的唐河东监军张承业,原为康姓粟特人,但成为了在唐代政治体系中为宦官监军的一员,通晓中原文化,即是沙陀、粟特共生的一个符号。面对唐末和五代群雄逐鹿的现状,在代北发展起来的沙陀也终于有能量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安、康、石、史等粟特姓氏也在其中不断出现。
田余庆先生曾经写过一部名篇《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收录于氏著《拓跋史探》中),详细通过史料勾勒出隐秘的拓跋王朝早期与乌桓共生的“成长史”。在500年之后,沙陀也一样在代北与另一族群完成了共生的成长,并最终入主中原。历史在代北风起云涌,留下了两代时间的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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