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即流亡海外,辗转漂泊,淡出了中国历史的主舞台。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在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后,他又“以另一种形式”重返中国大地,“以更直接的批评与控诉”,痛陈慈禧之专政落后,张之洞之流的顽固不化;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万万同胞的概念”,“促人警醒,催生行动”,“收天下之心”。这“另一种形式”即梁启超于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出版的报刊——《清议报》。
《清议报》是“《时务报》的延续”,不仅“封面设计延续了《时务报》的风格”,文章选登也一如往昔,且发行目的依旧为“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所不同的是,“报纸的视角与措辞因时空而变。《清议报》寄望于中日联盟,不仅倡导中国变革,也鼓励中日两国联手应对白人威胁”。
彼时,梁启超25岁。那年的他定然不会预见13年后的剧变,但他坚信维新成功的必然。这份坚信支撑着他远渡重洋,募款聚力。
自2019年第一卷“青年变革者”写就,三年过后,许知远的“梁启超”系列迎来了它的第二卷——“亡命”。该系列围绕身处近代中国的梁启超展开,以变革与世界的视角对其重新审视。系列最初计划出三卷即止,可随着“了解得越多”,作者就越“逐渐意识到”,“最初的三卷本计划”要“比想象的更庞大”,也“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越有充分描述的冲动”。遂将三卷“扩展至五卷”。
这一卷从1898年9月21日“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兄弟”、22日“梁启超乘火车前往天津”说起,至1903年11月梁启超“九个月的美洲之行结束”“返回日本”止,计5年有余。梁启超的身份由意气风发的“青年变革者”一转而为海外“亡命”者。1898年~1903年,时值梁启超的25-30岁。5年里,梁启超流亡日本,远涉美洲,办报刊、发演讲、募款项、创分会,为中国的维新变革奔走呼号。也正是在常人迷茫的五年里,梁启超经历了挚友的逝去,梦想的粉碎,完成了思想上的演进,同时还经受着来自清王朝的“诋毁”与刺杀。在这5年里,梁启超迎来了“迅速成熟”,获得了“智识上的独立”,却“仍保持了诚实、热忱与笨拙,为自己的谎言不安,奋不顾身地投入冒险,也对任何一种选择皆感怀疑”。
该系列虽名为梁启超,内容却并未局限于他。卷名“亡命”,应既指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流亡海外,亦指维新革命的流亡吧。除此,本书还关注了更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如对“时代情绪、城市气质、各地华人社区的面貌,以及同时代人的选择”,作者都进行了“更充分地描述”。因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个体精神与性格得以真正浮现”;“横滨的色彩、李鸿章杂碎的滋味、西雅图戏院的气氛、一个墨尔本旷工的叹息、一位杭州故友在日记中的感慨,皆有其价值,它们构成了一张令人着迷的世界之网。”因而其“时空不再是中国内部的,而是世界通用”,称其是对彼时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局势的书写也不为过。
许知远很会讲故事,历史在他笔下就如同小说一样流畅,引人入胜。这是一个人讲故事的能力,也是一个人文字功底的体现。
下一卷即将迎来“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争辩”,一场在梁启超“与孙文、章太炎间展开”的争辩,一场发生于“1903—1912年的梁启超”身上的争辩。作者已“迫不及待地进入下一卷的写作”,我们不如也“迫不及待地进入下一卷”故事的等待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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