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学家陈衡哲曾俏皮地评价自己撰写的《西洋史》。上册是“闲谈隔村张三李四家太上老祖的掌故”,下册是“讲本村长辈的事业和人品。”
可以说,只有学贯中西,文史哲都精通的大家,才能吐出让人有着四两拨千斤之感的妙语。
陈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的中国女学者,被杨绛誉为“才子兼佳人”。
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
陈先生说,我们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因为要研究这个人,所以与其相关的思想行为,及重要事物(政治、工业、农业、文学、美术、美术、科学、哲学)都要研究。并且还要了解它们的前因后果及影响力。
同时,她也教导读者要以当时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历史的事件,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正当态度。历史的文化性及延续性,这便是陈先生研究历史及著书的底层逻辑。
这部《西洋史》则是这种治史理念所结出的硕果。整本书分为三编: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世史。全书从欧洲文化源头的希腊、罗马文明,一直讲述到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文明与战争是这本书的两条主脉络。陈先生将“大历史观”和“大文学观”相结合,并以散文手法书写历史。可谓是“史中有文,文中有史”“夹叙夹议”,逻辑清晰,通晓简明,文采斐然。让我们一书就能读懂西方文明3000年。
这种写史的手法,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然在民国时期,乃是开创了写史的新方向,富有颠覆性。
谈到罗马文明盛极而衰,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陈先生写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并评述:“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意大利所受的委屈,不过数百年,而它在文化史上的功绩,却真是千古不朽的了。”
书中此类亦史亦文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外,陈先生还谈及了欧洲小国的历史,以及“工业革命”后的“全球化”的来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陈先生具有超前的全球化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
这部著作,胡适曾评价是“一部开山的作品”;当代人也盛赞是“民国时代最有才气的外国历史教科书”。
看来,这部“极有才气”的历史通识读物,定能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何谓“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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