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宗教：初读读书笔记（2023.7.27）

Berman的问题意识是韦伯的世俗-理性模式催生出西方的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具体而言则为法律工具化和宗教私人化。该书主体揭橥了法律、宗教与超验价值所联通之渠道：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通过爬梳基督教法学的公民不服从、人性升华、理性、良心、法律生长等原则和世俗宗教法学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历史（41-61页）证成法律的宗教性，并对主张宗教与法律截然分离的四种主张（爱之神学、信仰神学、希望神学和非神学）一一驳斥，从而证立宗教的法律性。最后一章则颇具戏剧性，提出“超越法律、超越宗教”的革命与再生，并探讨了以“沟通”和“公社”为征兆的“综合时代”发生学。后跋则主要应对法律和宗教概念张力不足的“奥卡姆剃刀”式诘难；附录为西方法律传统的系统梳理，深化阐释。

正如导言所揭示的，此书“意在论断和诘难”，旨在驳斥盛行于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提醒学界关注法律和宗教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链接规范与事实，黏合过去与未来，整合共同体价值，哺育世界法秩序。方法论上，本书之论述理路明晰可见，背后映照着法理学三大派别、构筑整体法学（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之努力，与历史法学传统互指。但正如梁治平先生提及，Berman采取的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蕴含了内在张力（译者前言xi），该书所蕲求的是正义与价值的竞合（1）以及信仰、希望与爱的制度化（2）问题（第92页）。问题（1）正契合“法律必须被信仰”的命题，被广泛讨论并成为价值法学的共识（如宪法作为价值秩序、人权作为最后宗教的讨论，但仍存疑义——世界法作为习惯法之集合，诸多习惯法的张力如何制度化）；但问题（2）的解决则困难重重——即便是在普遍政教分离框架之下，教义信仰冲突如何调和。故该书改名为《法律与宗教综合引论》更为妥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