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挫折》晚清独行者：生命遭遇挫折

世上有很多聪明人，但最令人心仪的人，是那种对于自己处境有清明的认知而不悔初衷，同时又有着自嘲勇气和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历史上有很多，但不出名的不多，清末郭嵩焘算一个。

谈起郭嵩焘，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他出生于1818年的湖南湘阴，少年时曾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而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

郭嵩焘一生，三次出仕，曾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这期间，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在数次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郭嵩焘对于家国天下事，有了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

纵观郭嵩焘一生，他的仕途三起三落，但其对晚晴与西方文明极富洞见。按照我们今天的“后知后觉”，郭嵩焘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一位“先知先觉”者：

- 首先是对西洋特别是对洋人的认知。郭嵩焘认为洋人也是人，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

- 第二个方面，是对“政教工商”所谓“本末”的认识。李鸿章与郭嵩焘虽是同年进士，但他对李鸿章并不全盘认可。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焘觉得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开船、制炮，指望买几艘铁甲船，摆到中国海口，以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儿戏，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

- 第三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郭嵩焘深以为然。除此之外，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

一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时至今日，我们对郭嵩焘的解读也并非关乎传主一人，而是，看懂郭嵩焘，也就看懂了晚清，看懂了中国，看懂了中国人。提起晚清，人们总是赞叹、欣赏左宗棠这样的英雄，然而，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郭嵩焘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本书情感浓郁、剖析深刻，读此书犹如进行一次漫漫的跋涉旅程，有时欣喜，有时窒息。诚挚推荐对近代史、对中国命运有兴趣的读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