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华帝晚期：法律、社会与性别的再研究

帝国的性与私人无关。它利用对"性"的规制来侵入私密领域，暗示"陰莖"、"插"和"被插"的隐喻，不符合这个道德秩序的"賤民"必将受到司法武器的惩治。君主的焦虑源于统治秩序的基础，政治秩序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夫一妻的标准小农家庭结构。这种小家庭被编织进周边邻里关系网络中，"男耕女织"的家庭结构包含对男女社会性别角色的定义。它与财产、社会地位等其他等级秩序相互联系、相互呼应，使帝国的集权统治得以顺利进行。

但帝国的规划总会遇到无法预见的困难，其中各种与"性"有关的冲突是典型。处于社会底层、甚至有不断坠落危险的极度贫困个体只能"不顾道德"，或者"纵奸"，或者"卖妻"，或者"再嫁"，或者"为娼"。地方官员显然也注意到当儒家道德覆盖整个社会时所产生的不适应和矛盾之处，所以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会根据具体情况因势利导，"体谅"百姓的难处。

女性的自主意识在社会对"贞节"的不断强调中沉淀得很深，她被推到维护这套父权秩序的最前线，被期待做出可供旌表的举动，以此效忠父权。但有时候她也可以巧妙运用官方话语，为自己赢得一定的自由空间，尽管这种自由空间的存在前提是以抹去自身真实存在为代价。现在想起她们，我只感到心痛。

帝国的肉体无法在极微小的层面受到侵犯。法律中渗透的"阳具中心"主义不断提醒无论是精英群体还是普通大众，都需要不断下跪仰视那件巨大的"陰莖"。所有人都只能安然扮演被规定好的社会角色，以"权力"的方式进行展示，没有人有逃脱的空间。即使从秩序中逃离，仍然会有各方面的力量对其强行矫正。它或许没有伤害秩序紊乱者的意图，但它对主流之外存在空间的每一种压缩举动都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