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东周转型：儒法国家诞生

瑕瑜互见的一本历史专著。对我而言收获最大的是一种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

作者首先确定科层制出现与频繁中小规模战争之间在时间上的紧密联系。其次，作者弃用对前因与后果的直接勾连，而是寻找两者间隐蔽的、多环节的因果链条，并区分其中必然性的和非必然性的部分。

作者指出频繁发生的非毁灭性战争将迫使参战各方采取高效行动以赢得战争。关于这种行动方式如何固定下来，取决于该社会中其他各种结构性与文化性条件的相互影响。

本书突出的第二点是对战国时期四大真战争区域的分隔，使得频繁混乱的战争情况变得清晰许多。四个区域分别为东方（中原）战争区域以齐国为中心、南方战争区域以楚国为中心、北方战争区域以晋国为中心和西方战争区域以秦国为中心。

在这四个战争区域中，齐、楚、晋、秦四国最终从各自所在区域的战争竞争中脱颖而出。作者对他们获得阶段性霸主地位的原因也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解释。这些国家都率先摆脱了周朝宗法制度的束缚，并促进了效率驱动型行为和文化在本国的发展。此外，这四个国家都地处中国的外围，从而只在较少的方向上受到敌国的威胁。这正是前述非单一因果关系的具体展开。

本书还对春秋与战国时期战争的区别进行了独特见解。新旧战争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领土扩张取代霸主争夺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霸主要的是臣服，而争夺要为的是吞并。这反映了封建诸侯体系向大一统帝国的过渡。

战争催生了效率导向性发展这一观点也解释了为何是现实主义的法家而非儒家率先获得统治者的青睐。秦国在统一中国后仍依赖它在长期战争中练就的科层体制和军事力量。然而，秦国并未建立起一套能够成为至少是国家与社会精英群体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因此，中国古代从法家的一家独大发展为儒法并用。

面对秦帝国的教训，后继者并非直接使用儒家，而是回归了“封建”方式。作者也介绍了封建体制在西汉依旧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威胁中央权威，与《西周的灭亡》这本书呼应，详细说明了这种结构性危机。因此，刘邦最终分封刘姓诸侯，但后继的景帝和武帝都采取了削夺众诸侯王权力和加强对帝国的科层化管理的政策。儒法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相互促进，它们绑定得特别牢固。其他宗教未能成为替代的意识形态，文官权力压制了将领权力。

本书也存在一些缺憾。例如，在关于水利的问题上，作者强调水利的初衷是战争运输而不是农业，这种区分有点多余。作者在论及商鞅时才提到发展农业能更有效地整合战争资源。此外，建造高铁网络同时出于军事和民用目的也更符合逻辑。

另一个例子是作者反驳“秦帝国的统一是出于民众意愿”的观点时，提出了一些“不理解”。例如，他问道为何各国农民或商人不支持列国和平共处的理念，却为了统一而支持列国间残酷的全民战争。虽然人民意愿的结论有点草率，但可以理解的是，处于战争现实中的人知道和平是无法实现的，只能通过战争来获得。

作者还提出，商人也没有理由支持帝国大一统，因为这会更有效地摧毁商人群体的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果论因。大一统直到战国时才明确为目标，因此对商人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对做生意更有利”。如果战争能带来更好的财富，则商人自然更支持战争，此时统一与否都只是战争的结果；如果和平更有利，则问题又进一步深入：商人是否有能力推动割据式的和平，或者最终还是走向大一统的和平。

最后，本书分析了北宋时期的经济活力与发展工业资本的可能性。然而，作者未给出具体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对社会经济的压制最弱。他只描述了现象，似乎未给出明确的原因。

总的来说，这本书有一些缺陷，但也有很多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