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证在历史研究中的心通意会

过去十年，我出版了几本关于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外交与法律史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受到学界的关注，收到了不少书评，每个月的评价都不相同。可能是因为我的研究方法与当下流行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显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差异。有朋友建议我写一本关于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著作。但考虑到史学理论的抽象程度和方法的复杂性，需要我具备更高的学术能力和知识储备，所以我不敢应允。

不久前，朋友再次提起这个建议，并指出我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史学理论方法的文论，但这些文论散见于各处，难以全面展示我的观点。如果能将它们汇集成一本书，不仅对学界具有贡献，对我本人也具有纪念意义。尽管我不敢期望自己的著作能对学界做出贡献，但至少可以成为我个人留存记忆的一部分。于是，我整理了电脑中存留的有关史学理论方法的论文、学术讲稿以及为师友著书写的书评、书序等30余篇，总计近30万字，已经可以凑成一本小书。恰好我的朋友谭徐锋正在策划一本关于史学的学术丛书，问我是否有书稿，我告诉他朋友的建议，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于是，这本小书得以问世。

最初，我为这本书设想的书名是《心通意会：史学方法“门内谭”》，意味着书中的文字都是在相对狭小的师友范围内进行的学术讨论，尚不成熟，不足为他人道；同时也暗示了我对史学理论方法的不够自信，试图以自愧弱者的方式来寻求批评者的宽容。但转念一想，我隐约感觉到，所谓“门内谭”可能会引来自诩“内行”的嘲笑，可能不太恰当。

中国文化一直都有意识地区分“门内”与“门外”。古代就有所谓“程门立雪”的故事，说明要想成为学术上的“门内人”，需要有真诚的心，同时也需要具备非常高的学问门槛。相对于中国固有的人文传统，佛教的区分更为严格。根据对佛性理解的深浅以及是否觉悟到“自性”，佛教徒将拜佛的人划分为门内和门外。当慧能和尚拜访佛教五祖大师弘忍时，因为他写的偈语“未见本性”，被认为“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可见佛教门槛非常高，即使修行很深的人，也很难真正进入“门内”。

也许正因为如此，一般人都不敢轻易称自己为“门内人”。即便是被誉为“文豪”的鲁迅，也曾经放下身段，以谦虚姿态将讨论文字的著作命名为《门外文谈》。之后，还有黄裳的《门外谈红》，葛兆光的《门外谈禅》，杨成凯的《人间词话门外谈》，钱理群的《语文教育门外谈》等等，不胜枚举。

有这么多文豪的“门外谈”，我岂敢固执己见，以“门内谭”为书名初衷。因此，我放弃了这个设想。但如何修改却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是出版论文集，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重点，缺乏统一的主题。无奈之下，我只好效仿其他人，用书中《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一文的题目作为书名。这个书名并不妨碍统领全书。这些年来，在实际研究中，我越发意识到形而上的思维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写《虚证》一文的初衷，是针对既有的研究大多强调实证，而实证并不能或者根本无法实施的情况，我有所感悟。其他文章中也多少体现了我对历史研究中“务虚”一面的强调。

将这些文章汇聚成书并明确“虚证”为主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在近一个世纪里，史学研究的主流都是偏向“实证”的。然而，我认为历史研究的道路是多元的，方法因人而异，不应该拘泥于一种方法。我记得曾经去宝光寺拜谒，看到了清代名士何元普所写的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读完后我有很多感慨。尽管不考虑下联的意思，但上联可以用来比喻历史研究的方法选择。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史学拥有几千年的学术积淀。作为现代学科，历史学已经发展了100多年。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新的理论方法层出不穷，研究者目迷五彩，无从选择，几乎到了“非法法也”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坚守旧法，崇尚实证，并不一定合适。就我个人而言，尽管我知识有限，但我相信历史没有固定的方法。在承认实证的价值前提下，我会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别人追求实证，我倾向于务虚，这也许是一个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