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鲁冲突：薄情政治，文人相轻

“高鲁冲突”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次论争，这次论争导致了高长虹和狂飙社从现代文学语境中彻底消失。虽然近年来这个公案逐渐被浮出水面，但《高长虹文集》面世后，百度百科和维基上仍然没有“狂飙社”的条目。这让人感叹，中国的学术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

《高鲁冲突》一书将二人论争的狭义因归结为文化专制主义。历代统治者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导致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都缺乏人性自觉，受到压抑而不知反抗，他们成了奴隶却自认为是天命。知识分子受到双重精神枷锁的束缚，除了人性的禁锢，还有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限制。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鲁迅和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是个性解放的积极倡导者。高长虹直接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成为该运动激动人心口号的坚定执行者。他们的内心时刻涌现着文化专制主义的阴影，他们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却无法摆脱它。因此，高鲁冲突实质上是旧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弹，他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甚至迷惑。

《高鲁冲突》的作者在阐述问题时略微偏向高长虹，因为鲁迅只能采取一个折中的态度，将鲁迅塑造成早已理解甚至“宽恕”高长虹的长者，一切都是未明社安徽作家群挑拨的结果。而安徽作家和山西作家之间的相互倾轧则是文人之间常见的老调调。高长虹和狂飙社的最大悲剧是惹怒了鲁迅，中国的文人永远不是独立的文化符号，而是被当权者用来引导舆论的箭头。因此，那些正常、甚至有些无聊的过去事件都会被挖掘出来作为标本，用于文化论战和政治斗争。在高长虹的悲剧中，与性格有关，他是五四运动倡导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尊重自我，将实现个人价值视为最大目标和乐趣。然而，在抗战时期，他遇到了如何与官员打交道的新问题，他反对思想上的权威，对个人品格上的权威更加反感。到了延安之后，他不顾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依然坚持自我，甚至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做了不合时宜的事。这主要是因为他不迷恋权力，憎恶权势，他只想多做实事。对政治的隔膜和拒绝成为他的致命伤。这段话可以称为作者对于高长虹最大限度的支持。

近年来读者的口味明显改变了。其中一方面是对权威的蔑视，这可以视为“五四”精神的延续。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虽然“五四”精神呼吁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但是当下更多的是人们互相谩骂，实际行动较少。那些在社交媒体上痛骂五四文化人文风“幼稚、可笑”的人，若能模仿一段五四时期的文字，也算是不辱没识字的品格。另一方面是对名人八卦的炒作，但即便如此，依旧没有人关注这个“抢许广平”的传闻，尽管《高鲁冲突》中大量否定了这个传闻。同时，在百度“高长虹”条目下依然寂静无声。

另外，鲁迅近年来受到重视。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和《周家后院》等著作中，以一种平民化的方式重新塑造了鲁迅形象，还有一些带有女性主义特色的内容。但是关于鲁迅的讨论，目前可能主要集中在民间草根层面，属于八卦范畴。而正统知识界还是老调重弹，对于鲁迅的看法和对待“五四”的方式一样，属于方法论而非实践论。关于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和鲁迅作品的实质与价值，众说纷纭。无论如何，我可以断言，这些讨论最终都与文化讨论无关，始终都是与政治冷暖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