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与随后的《文学分析与结构主义》和《什么是文学》一样,是福柯早期文学纲领的重要部分。《什么是文学》阐述了文本、作品与语言的关系,而《超语言学与文学》则引入了言说主体分析。因此,福柯早期文论可以将《外界思想》、两篇《文学与疯狂》、《僭越序言》等文本团聚在《什么是文学》周围,而“什么是作者”访谈与早期为卢梭《忏悔录》所写的序言则团聚在《超语言学与文学》周围。这两条主线分别代表着福柯一生研究中的两个领域:独特经验主义统合内在性与超越性的领域,以及关于主体化的领域。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两个领域在早期研究中并没有被充分提及。
对于大部分读福柯的人来说,主体化一词往往是从他70年代后的文本中熟知的。如果读者没有语言学背景,可能很难理解主体化一词的语言学基础。主体化描述了词义的偏移现象,比如法语中的“sibienque”从字面意思“如此地好以至于”偏移为现在常用的意思“因此”,英文中表示同时的“while”偏移为让步。在福柯的论述中,这种偏移与《性经验史》中“aphrodisia”偏移是相似的;而在话语分析与文学相关的早期研究中,它与超语言学这个概念相互交织。
超语言学不是指“超越语言”,而是源于对当时60年代语言学环境的反思。它涉及索绪尔语言学中能指所指的任意性,雅各布森自然关系,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能力,奥斯丁复杂的话语行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无意义陈述。在福柯看来,这些语言学领域外的概念都指向了言说主体的位置和言说主体本身。超语言学不仅存在于结构化的话语中,在知识型的整体中也存在;而且还存在于文学中,超语言学不仅仅是表征功能,也不仅仅是对现实对象或文学本身的指称。它是由文学词语产生的超语言学,指向了承载着铅字的空间。超现实主义的图形诗和汉字都是超语言学的例子。
在解读图形诗时,我们需要联系语言学之外的知识,比如由词句构成的图案;在解读鲁塞尔的小说时,需要联系他的其他作品;在解读卡夫卡时,需要联系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这些联系导致语言产生了偏移,使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偏移。福柯告诉我们,虽然通过这些联系描述主体化可能是重要的,但也可能是走弯路。他提出了一种更普遍的想法,即通过顺着超语言学的指向,在文学中呼唤超语言学,通过观察言说主体的位置来描述主体化。
福柯的超语言学呼唤解释了《外界思想》中语言中空与文学相关的现象,也丰富了试图建立作品与语言直接关系的观点。然而,超语言学并不是将文学完全抛离语言学领域,而更像是一种助力阐述文学独特之处的土壤。福柯通过超语言学总结了三点文学的独特之处:1.文学具有表达一切的可能性与权利;2.言说主体与其位置共同构成了作品的表达和内容的对子;3.文学陈述具有自己的行为和语言维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点,福柯借用斯多葛学派的分类来探讨文学的不同体裁。福柯通过这些思考路径重新回归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关于言说主体的分析,我们暂时不做评论。等读完《文学分析与结构主义》之后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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