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设计研究名篇导读（上）》设计研究导读（上）：范式变化与驱动力

序言|论设计科学的范式变化与驱动力

鲁安东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设计的实践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设计实践具有一种韧性，它既是“设计科学”持续的难题，也是其发展过程的内部驱动因素。

此外，“设计科学”命题的提出的背后有着语境的变化。这个变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既是基于战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激发的科学乐观主义的社会土壤，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知识生产的支持机制的变化——“科研”。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这一大趋势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研究是设计研究发展的外部驱动因素。

因此当我们说设计研究的时候，其实涉及一对矛盾。设计是一种创造性和综合性的实践活动，不太可能被完全简化为普遍、可重复、可验证的知识；但同时以研究为内核的新机制使得设计的知识化和知识的系统化成为一个社会工程。

（1）方法导向的设计研究

从1962年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召开的设计方法大会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立相应的学会（DesignResearchSociety，DesignMethodsGroup）再到DesignStudies（《设计研究》）这样的专门期刊的出现，设计方法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狂飙突进。其关键词无疑是“方法”，即把设计视作一个建立解决方案的系统化的过程。在这一视角下，才能够将设计视作一个有效的科学研究对象，进而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

这种“方法”的观点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被质疑，质疑者中包括曾经的主要倡导者们。例如克里斯托弗·琼斯，他是1962年设计方法大会的发起人，但在1974年辞去了大学教职，回归乡里从事诗歌和写作。同样的还有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他关于模式语言的博士论文是公认的设计方法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但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反过来成为设计方法的批评者。他们在观点上的转变，可以从设计实践的韧性角度来理解，就是设计实践不断地从内部来质疑设计科学这个事情。

（2）问题导向的设计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第二代设计方法”的代表者们（例如霍斯特·里特尔）试图去校正之前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当我们试图把设计知识化、系统化的时候，它跟实践之间的脱节。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转向“设计问题”的特殊性。霍斯特·里特尔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棘手问题（wickedproblem），强调设计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这类问题跟成因、语境和价值观有关，所以以系统论为基础的设计方法无法适应现实世界，而第二代的“论证型方法”则关注对问题的塑造，其核心是设计决策过程中的用户参与。

（3）行动导向的设计研究

在1995年Arq（《建筑研究季刊》）杂志创刊的时候，主编彼得·卡罗林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设计实践应该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研究形式，这个观点在英国的设计研究者那里基本上是一个起点，甚至认为需要重新定义出一种研究叫设计研究。你会发现同一个设计研究项目也许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这当然会有实践方面的优势，但坏处是将多种方法用在一个很特定的实践场景时，它获取的知识是非常碎片化的，因此也丧失了一种普遍的解释力和本体上的可能性。随着这种经验性的研究和对设计实践的回归，它带来一种行动主义导向，即“它使得设计可以更好地面对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这种行动性针对并局限于特定的应用情景。

（4）过程导向的设计研究

在当代，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跟学科交叉有关，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进展，使得我们对于人类的思维和决策的认识在增加。这跟我们今天重提设计科学有比较大的关系。比如说人工智能是不是科学反过来对人的模拟这样的交叉使得我们可以对人类的思维过程有更多的科学化的可能性。第二个变化是当代的设计交流、设计协作和设计相关的信息、知识、理念的交换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来所认为的建筑的创造力发生在建筑师这样一个单一主体的模式中，正在从行业一端发生变革。新的交流、协作和交换形式正在激发个人化的创造力新形态（例如众包设计、参与设计），这使得设计趋向科学有了新的路径。第三个变化是设计过程中新技术的渗透与普及，包括新的可视化、三维打印、人机协同、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实际上设计从来都与工具有关，而工具和思维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工具产生思维，思维也产生工具。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