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国家(超级社会)是怎么产生的? 采猎时代是人类平等程度最高的阶段。人类为什么愿意从平等的采猎时代转向又苦又累又不平等的农业时代? 这点在《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人类简史》中都有简单提及。它们一致的答案是,因为群体间的竞争,而群体竞争优势取决于社会规模和凝聚力。 然而,这个话题只是上述两本书里的一个小片段(确切地说,是论述主题不同)。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个领域,那么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本书中从文化演进论出发,回顾了从史前文明到轴心时代,战争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基本观点是,战争让合作者群体(往往是文化演进层次较高的群体)胜出,导致先进文化的扩散,以支撑更大规模的合作社会。这种规模效应赋予其战争优势,进一步推动兼并扩张,直到轴心时代的王权社会的形成。 整体来说,战争的发展趋势是先高后低,最终暴力显著减少。因此,作者称“战争是破坏性的创造”。当然,这里要明确战争的定义,即“群体对群体的致命暴力”,是外部的,具有某种建设性的战争。
然而,本书基本不涉及启蒙时代到现代社会的竞合关系,只是提了一句“经济学的规模效应”。轴心时代及其之前的规模效应与后面时代的演化规律自然是大不相同的。因此,文化演进论如何解释后面时代的演化规律,以及其适用性如何,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此外,本书引用了不少相关领域的重量级学术著作或畅销书,比如上面提到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还专门花小半章来对比本书和平克的《人性中最善良天使》。它指出,后者的切入点是个体心理学,具有诸多局限性,而本书则是基于文化演进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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