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ling Women》德川时代的妓女——命运深陷商业化

市场经济下个体自由代表一种进步趋势，近代早期的父家长制却是个人的桎梏，这两点似乎已经成为通说。Amy Stanley通过对德川幕府时期妓女生活进行的细致档案研究对这两点提出了质疑。

她用鸟瞰的视角在空间上从东北的院内银山扫到西南的长崎，在时间上从动荡的德川幕府成立初期写到同样的幕末，展现了妓女群体的命运与挣扎。

第一部分作者关注的是从战国末期到德川幕府初期的发展。女性在战国时代末期和德川幕府初期被视为家庭中男性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被购买、被典押，但是女性而妓女则被建构为父母分忧的孝女，在道德上并不居于低位。这一道德优势是妓女依靠自己的双亲寻求官方保护的话语基础。然而与此同时市场逻辑也迫使越来越多的女性沦为幕府游廓管理体制外的私娼，然而幕府为了自己的政治机制如参勤交代能够正常运行而选择对宿场、朝圣地的卖淫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为下一阶段妓女命运的变化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中作者选取了新泻、关东宿场和濑户内海港口作为案例，展现了妓女在卖淫交易下沉情况下命运的新变化。随着广泛的人口交易网络的形成，她们开始前往越来越远的地方工作，而无法再获得家人的支持。她们不再被视为为家庭分忧的孝女，而是被视为破坏父家庭制的罪魁祸首。而幕府官员一方面需要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妓院上缴的税金维持日常政治运转，两难之间他们选择把责任甩给地位最为不稳固的妓女，声称妓女是为私利而破坏家庭造成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也因此减少了对于妓女的支持。这种批判的声音一直从德川时代蔓延到现在，直到90年代日本对援助交际的批判中仍然有回响。

德川幕府早期的妓女当然并没有生活在天国，但她们比德川后期的妓女更可能获得保护和尊重。德川后期繁荣的商业发展常常被视为日本自发现代化活力的一个表征，然而很明显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利，而妓女就成为了其中受伤害最重的群体。她们实际上很少自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却承担了“主动”选择自己命运的责任和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