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全五卷）》周作人散文：「文抄公体」的思考

周作人于三十年代初开始写作的散文，被当时人命名为“文抄公体”。赞成者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中称赞：“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贬斥不解者如林语堂在《记周氏兄弟》中评价：“然而后来，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实际上，让周作人留名文学史，或者说展现周作人本人风貌特点的，恰恰是周作人创作的系列“文抄公体”散文。

比如乃兄鲁迅后期在《且介亭杂文》等晚期杂文开始的文体实验——将报刊的新闻、时人的言论、查禁的书目、古书的段落并置——从而造成一种针对现实的反讽戏仿揶揄冷嘲的效果，同时也一以贯之地体现鲁迅关怀现实、抨击时弊的风格。

周作人遴选符合自家性格特色的各家文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排比罗列、次序安排、摘句寻章的篇幅上，无时不刻透露出自己的意见。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念里面，重要的并不是去创造什么，而是发现什么，认识什么。这与钱钟书《谈艺录》，尤其是《管锥编》中表露的观念若合符契，也与由来已久的儒家经学传统“述而不作”大有关联。

世界既然是一个相对恒定的存在，种种重要的经验和常识既然是已给定的，那么人类所要做的工作就只是去发现和认识这些经验与常识，周作人的“抄书体”散文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对已有发现的再发现，发现世界的本真，然后通过对经验的筛选、转述和评判，进而画出世界的本真。由于周作人眼里的世界是琐碎的、经验性的，那么为了画出一个真实的世界，他的文章也就必然呈现出琐碎、经验性的特色。

系统性宏观架构的论文，看似高屋建瓴，实际上不堪一击，远不如零敲碎打、当头棒喝的片段之语得来的真切，黑格尔常说自己的体系无懈可击，哲学到他这里就宣告终结，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孔子不成体系的论断不屑一顾。如今看来，除了专业研究者，黑格尔那套理论体系鲜有问津，穿越两千年的历史尘埃，仍然熠熠生辉的却是孔子所言的“常识”。

周作人就是要回到这种“片面的深刻”，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真知之路。与此同时，三十年代的处境，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也令周作人不得不回到内心，借由文学复古，重建民族形式。如他对传统文人笔记、尺牍、日记的爬梳、摘抄，又受到早年接受章太炎教育的影响，即是对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发掘与建构。周作人在北平时的苦闷心境，使其不得已收敛笔下曾经“浮躁凌厉”“冲淡平和”的文字，放弃启蒙者的呐喊姿态，退隐到后场，成为一个借古人文字，浇心中块垒的沉默者，也渐渐将浮躁凌厉的外露情绪与冲淡平和的内敛气度融合无间，形成讲求真实、淡化感情、注重思想、松散无规矩的独特风格。

要言之，周作人的“文抄公体”、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胡适的整理国故等等复古回潮事件，显然不是简单地说一句思想转变那么简单，更不是用斥责其表里不一的蛮横语气得出粗暴结论。因为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危机”不是外在的，甚至也不是由外部历史事变决定的，而是内在于启蒙思想运动的现代性逻辑的展开。把他们放置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来衡量，局限在激进和保守两个阵营中站队，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是不能很完整地描述出这些中国思想家的全貌及其演变的。

他们的转变不如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加以说明。如果嫌理论爬梳太麻烦，简单来说，普遍性即是表明自己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并无不同，特殊性则是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特殊性不但不是普遍性的对抗力量，相反，普遍性需要特殊性才能展开自身、证实自身。特殊性的追求内在的蕴含于普遍性之中。周作人的搜求古籍版牍、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章太炎由早年革命转向晚年尊孔读经，与其说是传统下的复古，不如说是现代性框架中的全新创造。换言之，西方产生以后，就必然创造一个与西方对应的“中国”。没有作为特殊性范畴的中国、传统的存在，以西方、现代的普遍性诉求根本无法达成。因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