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窗口了解一下剑桥学派的概况。似乎预感到,如果“人只能读懂他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的内容应该较易于为我所接受。想到一个问题:“文本”涵义的嬗变:古典时代,“立言”同“立功”“立德”相并举,那么,学人-写作者个体生命的品性、经验就将对其文本的品质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现时我们多所见的乃是实证学的“考察”,博物学兴趣的“探求”。而少见个体心性、经验姿态的足够丰富性(以至于在这个阶梯上许多文本的意识都是老套、幼稚的)。纵然,这些是重要的进入路径以及不可或缺的打开新视野、新可能性的窗口。但是,这些无法替代于生命的经由丰富经验浇灌养成的卓越品性。
伟大的作品往往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个体。如果学人的个体生命经验千篇一律的乏味,那么伟大的文本从何处产生?《美的历程》最后一章中李泽厚对“新精神史诗”的展望,为何还未兑现(私以为,这一文本的出现至少还需经历两个世代,且必然以深刻吸收西方文明文本为特征。呼唤一种更大文明史中的“线性文字B”!)更广远地问,人类文明为何不再写就史诗如何在一个不断切割、断裂、异化的世界中建立新的奠基性叙事、新的整全理想,是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文明”之本义存在的问题,是最开阔最深厚意义上“人”能否继续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必须重新召唤“神话学”的思考方式,以此回到古典文明,使我们的现代生活、现代经验与智识与之建立根基性质的连接,打开“源头活水”,让源泉喷涌。进而,这喷涌就要突破现实生活的僵滞性,催生新的实践(这些实践必然是具体层面的,能直接激发生命经验的),从而启发新现实的革新。于是将有“雅典的再生”--这是现代文明、人类所能期许的最好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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