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与女儿的故事中,儿子的角色通常缺席或干脆不存在。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才能集中呈现,从而展开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本书也不例外,主角是一位有一个女儿的母亲。我们不能只苛责母亲的不合理期望,因为她曾经生活在只要会读书就能实现阶级上升的时代。在这个错觉主导下,即使是女性,只要会读书就有能力凭借自身努力成功。然而,一切变化太快了。因此,当母亲发现女儿比自己更聪明、懂得更多,却过着一种她不认同的生活时,起初感到惊讶,然后心生厌恶,最后开始埋怨自己。与此同时,女儿通常会大声宣称,“我不想像妈妈那样生活”,但是她面对与自己想象中有差距的社会时却无所适从,最终陷入绝望。然而,在本书中,女儿的情况稍有不同。与束手无策的母亲相比,女儿很早就离开了母亲身边。女儿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从非洲做义工回来后,就开始过起了母亲从未想象过、也从未允许过的独立生活。然而,尽管她拒绝成为一个“具有男性特质的女儿”,但在经济独立上却面临困难──她和同性伴侣的工作并不足以支撑独立生活。对于母亲来说,女儿不过是一个“带着未知物和书本的沉重背包,在全国各地流动的漫游讲师”,但却在“掺和他人的事务”,“把押金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又以要求缴纳房租的名义,带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闯进我的家,想让父母丢面子”……女儿不仅无法像儿子那样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而且还是一个同性恋者,无法平凡地结婚,无法给年迈的母亲一个寄托,是一个“无用”的人。尽管母亲经常好奇地问女儿和她的伴侣是否能拥有“正常”的性生活,但问题似乎不在于非常规的性取向。女儿是同性恋者在母亲眼中成为了问题,其真正原因在于社会不相信“朋友或者情人之类的松散关系”,所以质疑:“这种关系是否有未来,不是随时都能分手、转身离去吗?”在这里,母亲的想法──性对于家庭关系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是站在抽象层面上的,而非具体层面。性不仅仅是为了生殖而存在,本身也能给人带来愉悦。母亲认为,即使男女间的关系“只有那件事”,但如果关系连那个都没有,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可信度,就像是一个战场,什么都不能相信,只能依靠身体感觉。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母亲和女儿的故事必须发生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同性恋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它只是一个现象。在社会发展到这一步的情况下,社会必须学会接受,人们也必须学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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