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是在批判国人的母胎化人格,批判所谓的民族性,那就大错特错了。作者在序言里说得很清楚,他要解构的是自圆其说的话语,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任何叙事都是以主体的话语来叙述他者,以自身为典范,以他者为颠覆对象。”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批判中国人的“妈宝”型人格有多么不成长时,所持的立场是美国式的个体人格成长,但这种美国式个体本身就是“一个人工之物,是一个指称、一类叙事,也是一种专政”。
孙隆基先生以美国式人格成长分析中国人的问题,是因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来对自身进行批判是办不到的,必须把它变成他者”。因此完全不同于五四知识分子批判国民性,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全盘西化后全面导向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作者要做的恰恰相反,是要“放弃一种拯救型叙事,不设定一个把问题都解决了的彼岸。”
日常生活本就没有一致性,所谓的自我意识是对人进行单一化理解,在自己身上强加的一套前呼后应的叙事。所谓的人格统合是一种假象,是强加在个体身上的社会体制的合理化,这种统合是由一种支配性的、异化的话语镇压了其它话音,而“被压抑之物的回归(弗洛伊德语)”则成了精神分裂、人格解体。
“自我的一致性不过是一种理论框架对自我完整性幻想的投影,根基于自我必须有统合一致性的信念。”事实上自我并不一致,生命是无意义的,历史不非线性进步的,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释框架。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摒弃从自我中心出发,把对方看成怪异的后殖民主义,提倡既不以西方为中心、也不树立本土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
“一切文体种族的疆界都是人工的。”中国人的母胎化也好,美国人的个体人格成长也好,都属于文化范畴的产物,在文化强加的一致性底下都存在不满。中国人的母胎化镇压了个体,美国式个体则镇压了他者,但不论何种情形,“文化树立的成长理想是一回事,个体是否真正成长则是另一回事。”
我认为,中国女性受父权制压迫的历史比西方更长,在传宗接代、三从四德的传统意识形态下,中国女性的工具化比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客体化更深重。但中国女性又通过“母凭子贵”的母亲身份来夺权,这是对父权制的进一步肯定。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也在走美国的老路,和男人搞对立,向男性理想看齐,但这也是带来男性话语的全面胜利和全面专政。
事实上我们应当反对的是人工树立的文化性别疆界,反对男性对女性的专政不是反对男性,而是反对专政。反对父权制不是杀死父亲走向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悲剧,而是反对“树立单方面的权”。“颠覆一切人工的范畴,打倒由人为的话语与叙事代表的权力。”
这本书的志向远比表面上更宏大,对今天的社会有更多启发。因为随着我们越来越推崇美国式的个体化,权力不仅渗透到男女之间,也渗透到家庭内部的代际之间。被父母呵护的独生子女一代人,面对35岁失业的大环境,正在从自恋人格变成自恋人格障碍,抑郁症和狂躁症成为日益高发的趋势。
自我的边界必须通过和他者对立来树立,男性权力必须通过把女性贬为客体来树立,这既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结构,也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结构。单一权力中心之下,女性因为失去身份而歇斯底里,无论是“母性超我”掌权下的母胎化男女趋同,还是女性模仿男性理想的“阳具型女人”,中美文化的差距其实并不远。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的前半部,口气像是在谴责中国男性的女性化,前提是男女性别不该混淆,但这本身也是问题化的,是由父权社会历史性地造成。这本书后半部分从男性理想出发,指出美国文化力图保持性别两极化,防止了性别混同,但前提是男女关系的两极化,这种分离主义的结果是女性争夺以性与暴力为象征的男性理想,这也是问题化的。中、美两个文化好像有殊途同归之处。
男女只是生理差异,本无优劣,文化只是自圆其说的话语,本无中心。世界是敞开的,人生也没什么逻辑连贯性,让互相矛盾的前提并存,让世界保留多重话音。这本书的目标是一种“大同式的调和:一切此起彼伏,阴阳消长,在整体的大化里都趋于泯灭。”但显然作者胃口太大,没能吞下这个目标,因为很多人都会把它视作是批判国人民族性的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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