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抑止女性写作女性可以做什么

朋友推荐给我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时，我阅读到了这一段落。1974年秋天，我所在大学的书店出版并销售了三四个不同平装版本的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但是在那家书店以及其他书店中都找不到雪莱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后来发现，《最后一个人》曾在美国出版，是一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相当昂贵的版本。出于好奇和验证的目的，我在豆瓣和微信读书上搜索玛丽·雪莱，发现了多个版本的《科学怪人》，同一本书甚至有多个不同的书名，但是并没有找到《最后一个人》，似乎作者并没有写过这本书。我不甘心，于是去浏览器和微信搜索关键词，才找到有关这本书的一些零星信息：《最后一个人》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科幻小说之母”玛丽·雪莱于1826年创作的一部末日题材的科幻作品。当时这部小说经历了严格的审查，除了1924年制作的无声电影外，世界对这部作品几乎一无所知。这部作品被雪莱更受欢迎的作品所掩盖，直到1960年代的学术复兴才逐渐被人熟知。《最后一个人》讲述了一个饱受瘟疫摧残的未来世界。然而，如果我们想要阅读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途径可以购买它的中文版，我怀疑可能根本没有中文版。读者仍然很难找到它。在搜索的过程中，我偶然阅读到蒋方舟几年前写的《科幻之母被嫌弃的一生》，文下面有一条多人点赞的评论：将玛丽·雪莱看作“科幻之母”有点勉强，她像勃朗蒂姐妹那样，只是有点癫狂的臆想。她臆想的产物是《弗兰肯斯坦》，而勃朗蒂姐妹的臆想作品则是《呼啸山庄》和《简·爱》。无论是雪莱还是拜伦，都是负有才气的“纨绔子弟”，他们并没有故意引诱女人，而是女人仰慕其才气而“自我奉献”。他们有着更高的目标，为了意大利和希腊的革命而“赴汤蹈火”。他们并不会在意身边女人因流产或丧子所带来的痛苦，这可能也是伟大人物的一个“不可逆转”的特征。玛丽·雪莱的写作只是反映了女性作为男人附属物的凄凉和厄运，并不是表明她有志于成为一个具有传世意义的作家。勃朗蒂姐妹也是如此。这条评论完美地验证了如何压制女性写作。压制女性写作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剥夺作者的身份，否认她是作者；诋毁作者，说她癫狂臆想；对内容采取双重标准，男性写作被认为有更高的目标，女性写作被认为是为了男人伤心欲绝，是癫狂失常；将女性作者个别化，不承认她的其他作品；错误地将女作者归类为男性附属品；否认她是科幻之母的典范。这种压制女性写作的方式在当前人人都可以写作的时代似乎已经过时，但同时也仍然具有新的价值。女性的限制还在继续。这种限制不仅是对女性写作的抑制，还可以抑制女性从事科学研究，抑制女性发出不满，甚至抑制女性出门吃烧烤等等。那么，女性还能做些什么呢？当我们谈论公司裁员和未来前途时，我的同事指着我说：“你，赶紧结婚。”我想他绝不会给未婚男性这样的指导。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说有的女性：“……总是在做不想做的事，像奴隶一样地做事，又是恭维又是奉承，也许不需要一直这样，但冒险的代价太大。”女性陷入了重重的束缚，有时顺从会让她们感到“舒服”一些，而抗争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但如果不抗争，她们就会被完全吞噬。女性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他们不让我们写作，我们就要写作；如果他们不让我们工作，我们就要工作。不要被他们安排，不要如他们所愿，不要掉入他们设下的陷阱。在这个古已有之的压抑女性写作的时代，相对于女性遭受到的阻碍和不公平待遇，更值得我们感慨的是她们的努力。她们突破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