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汉道”》春秋与“汉道”：与春秋与“汉道”的音频对话

这本书讲述了法家与儒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解释了中国传统中的“内法外儒”的形成过程。以前我听说过一种说法叫做“内圣外王”，而今天是第一次听说“内法外儒”。根据解读者的说法，儒家通过道德感召来统治人民，让人们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而法家则通过纪律约束来统治人民，让人们在纪律和管理之下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这两种方法都是用来驭人的技巧，而在历史上，它们曾经有过路线之争，尤其在东西两汉时期的争斗最为激烈。这种争斗伴随着对《春秋》一书的解读展开，解读者称之为“春秋笔法”，意思是通过对小事物的观察来揭示大问题，而孔子的观点隐藏在《春秋》之中，但由于孔子写得很含混，这就为后世解读《春秋》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春秋》，并在解读过程中夹带私货，将个人观点融入解读之中，这种解读成为了法家和儒家路线之争的手段之一。最终，法家和儒家融合的方式是通过“法律儒家化”来实现的，即在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儒家思想，并在执法过程中运用法家强调纪律和服从的方法。整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法家和儒家之间的路线之争，并解释了对《春秋》的解读。首先，在汉初年，汉朝统治阶级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对地方势力的管理非常薄弱，比如楚国。楚国位于汉朝的南方，人民性格强悍，喜欢私下以武力解决问题。当时的统治者崇尚法家，法家主张每个人都要遵守法律，法律不允许民间私下以武力解决问题，因此人们就不能私下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这导致中央统治阶级和原楚国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有一种说法叫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楚国人的性格很强悍。于是西汉初年对这些边疆的处理方式是让地方诸侯自己管理。这种做法只能暂时搁置矛盾，而非解决矛盾。后来，随着地方诸侯势力的增强，这种矛盾还是会暴露出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本叫做《公羊传》的书，它是第一本解读《春秋》的书，其中首次提出了“以德化民”的理念。它主张使用道德来教化人民，让人们安贫乐道，服从管理。这就是最初的法儒融合，也是法律儒家化的思路体现。然后是第二阶段，即西汉末年，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关于“盐铁之议”的争论，即盐业和制铁行业是否应由国家控制。实际上，这个争论是关于国家是否应垄断这两个行业收入的问题，因为盐业和制铁是与民生有关的行业，收入很高。儒家认为这两个行业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而是应该让利于民。而法家认为国家应该控制并利用垄断收入加强统治力度，更好地管理人民。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之议，同时也出现了一本关于《春秋》的解读书籍，名叫《谷梁传》。《谷梁传》是对《春秋》的解读，但它的观点更加倾向于统治阶级，并受到了当时西汉皇帝的支持，因此对其大力宣传并打压《公羊传》。第三阶段是《左传》的出现，《左转》关于《春秋》的解读更接近儒家立场，儒家提倡“托古改制”，恢复周礼的要求。这背后还涉及到一个历史事件——王莽篡汉，王莽是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朝廷对儒生不重视，儒生开始寻找新的代言人，于是找到了王莽，并支持王莽谋反，最终导致了西汉的灭亡。第四阶段是东汉时期，儒生意识到“托古改制”和恢复周礼这样极端理想的路径行不通。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还是走法儒融合的道路比较现实。因此，他们重新回到了“法律儒家化”的思路上。最终，“内法外儒”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