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成本转嫁理论将会通过生产制造的微笑曲线进行分析。全球化竞争中存在着三种国家:占据金融资本的高端核心国、占有资源主权的国家以及处于低端制造业的国家。当核心国家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家后,他们会利用自己占据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债务转化为资产交易,以此来扩张资本市场,而不再需要负担还债的责任。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可总结为以下几点:①金融化;②金融货币的巨大危机;③实体资产遭到低价定价;④资产被低价收购。
美国在面对新兴国家的美元化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中国面临着产能过剩、产业转型危机和金融转型的矛盾。目前看来,中国在新能源车、锂电池、储能和太阳能领域占据了先机。然而,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增加,让富人们在抛售中国资产方面有所顾虑。
土耳其是一个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其在军事方面受到欧美的拉拢,但在经济方面受到排斥。由于土耳其早年的低投资成本,该国成功吸引了外资并实现了经济增长。然而,缺乏核心产业让土耳其一直处于供应链的低端地位。土耳其迅速的城市化使其缺乏金融危机的缓冲区域,导致许多优质资产被低价收购。最近,泛突厥主义的兴起使得土耳其向中东扩张。
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乡村地区作为缓冲区使得印度能够顺利摆脱困境。然而,由于直接照搬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印度与本土自治传统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在印度经商时,除了要应对明面上的政府和法律,还需要适应复杂多变的乡土人情。印度精英与本土居民之间的割裂使得改革举步维艰。
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依赖石油和森林资源输出的国家,受到能源价格和原材料大幅下滑的冲击。国内高通胀、赤字和汇率波动也影响着社会稳定。
巴西在二战之后通过引进外资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增长。然而,拉美国家间设立的贸易壁垒似乎起到了反作用,使得巴西的本土制造业发展不起来。缺乏引领作用,并没有将外资引入先进技术制造业。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对制造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使得巴西没有完成工业化。资本家、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政局不稳定。政治家试图以不计成本、高福利的方式讨好民众。
委内瑞拉是一个农业基础较差,更加依赖能源的小型巴西。拉美国家都陷入了产业单一的危机中。
南非是一个政权割裂、种族对立的国家。西方民主制度照搬到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中并不适用。这种依赖政治谈判协商来分配资源的国家很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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