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担任驻校心理咨询师志愿者服务的某校,很多预约的孩子第一次来访的时候是明显不安的。他们似乎觉得心理不健康是一件可耻的事,还有个别已经确诊为抑郁症在服药的孩子,因为担心周围人的异样眼光,在校内擅自停药而造成抑郁加重。
虽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心理科普也做了很多年,但还是不可避免有带着有色眼镜的人群。
精神疾病是一种双重的疾病:首先是疾病本身,同时还有社会的负面判断。健康专家和精神健康的倡导者们不断告诫我们,治疗精神疾病的最大障碍就是污名现象。污名的运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使得它的一些成员感到耻辱,并将他们边缘化,因为他们的言行与社会所制定的理想背道而驰。这是一种社会机制,被用于惩罚一些社会成员与众不同的特点。污名现象来自社会制定的理想形象,它不仅会伤害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而且也会伤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而被这个社会定义为特立独行的人们。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个社会中,种族、宗教、阶级和性取向的定式都是诸多污名成因中最为常见的因素,社会长期以其为准则,来歧视和边缘化偏离理想标准的人们。更有甚者的是,由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都内化了他们社会的价值观,不符合这些理想的人们往往也会完全认可这种价值观,进而认为自己就是应该受到歧视。对家庭的污名化可能会带来毁灭关系网群的威胁,即能够给个人和家庭提供支持、资源和生活机会的社交网络。
文化创造了“正常”这个概念,于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到社会之外,成为“不正常”的代表。在社会上,精神疾病患者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被排斥在社会团体之外,不能参与社会生活,似乎是人类的另一个类别。精神疾病生动地诠释了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我们谈到精神疾病时,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疾病,同时我们的社会又将精神疾病塑造成一种人格和道德上的缺陷,这意味着将一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等同于社会身份来进行道德评判。
美国心理学家罗伊·理查德·格里格斯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他集格林克家族四代学者的工作经历和研究成果,所著《谁都不正常》从理性角度为精神疾病“去污名化”,从资本主义体制、战争和精神疾病的医疗化三个方面纵观精神疾病概念发明的历史、污名机制。我们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何看待人类自身,如果文化曾经将污名化和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那么文化肯定也能使它们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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