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衰败，街头文化兴起

清末传统州县治理属于官治模式，地方行政权力虽掌握在州县官手中，然而他们无法深入街道管理各种琐碎工作。成都就是如此，城市高度自治，邻里关系融洽，市民享有自由。街头各个人都可以平等使用。

成都能适应不同偏好人群的需求。锦江上乌篷船来来往往，鸡公车成为人力交通工具，集市按功能划分，摊位灵活设置。早在公元前316年成都纳入大秦帝国后，有序的“市张列肆”制度就已推广到成都。根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记录，“黄昏后百货萃集，设摊肆于街上。游人摩肩接踵，犹如赶集。”秦汉时由于都江堰工程的灌溉作用，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商品流通畅通，邛竹杖等各类商品销往西域。文献《张骞在大夏见筇竹杖之谜》提到，邛竹杖在大夏地区出现，使得张骞认为应该有道路可从昆明直通身毒。

农民为城里提供了众多的农副产品，而其居住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以农家院落为中心，周边为乔木竹林河流耕地等融合而成的“林盘”。农家们常有孤独的感觉，需要到茶馆等地寻求沟通与合作。在交通不便的环境下，茶馆担负起传递信息的场所，前来赶集的农民在此歇息，借以交换各种资讯。茶馆里时常有各类表演，如评书、目连戏等，艺人和茶馆相互皆有益。周作人《谈“目连戏”》提到，“我们如从头至尾地看目连戏一遍，可以了解不少的民间趣味和思想。”鲁迅更是称赞：“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

19世纪末四川地区出现报刊，在改良精英的影响下，人们正慢慢改变旧有传统，许多从业者如挑水夫，甚至因此而丢失了工作。敬惜字纸等行为被取消，《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城墙在1913年被打通，方便了城墙内外的交往，电灯、自来水、汽车、电影、公园等新事物大量出现，劝业场和劝业会里西方商品和传统商品同时亮相。这些变化让这座封闭的内陆城市感受到维新运动带来的影响。

城市街头的社区活动，在清末时常由土地会来组织，如河流去泥工作。当新政府承担了土地会的职责后，起初河流没有人来清理，从而水患常常发生。老舍《龙须沟》提到，明清的龙须沟景色怡人，民国时变成了臭水沟，居住在周围的百姓深受其苦，甚至有人因水患的发生而失去生命。

城市的不断发展导致人口的增加和面积的扩展，必然带来日益严峻的卫生问题。为了维持秩序，警察在1902年出现，他们强制执行政府和改良精英制定的相关政策，以体现现代城市的出现。涉及到城市公共卫生的管理、街灯的设置、车辆的行驶、商业行为的运行、劳务市场的管控等等，尤其体现在人口贩卖。任思梅《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提到，在人口贩卖过程中，中间人和专业人士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的成都，民初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止，军阀混战不断，警察权力丢失，百姓陷入恐慌，财产更是得不到安全保障。为了摆脱不安的命运，人们在街头自发组织各种活动，抵抗土匪的骚扰，抗议政府的无能。改良精英也参与其中，不过两者目的各不相同，百姓是为了生存，精英是为了理想。改良精英在清末民初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清末时其生存于百姓和国家之间，以掌控民众思想为原则。当政策有益时就协助国家治理，而当不利时就和民众一起反抗。待民国之后，由于政府的权力不断延伸，精英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传统文化在不断消失的同时，茶馆文化在战火和改革中得以幸存。清末时邻里或家庭纠纷发生后，常会在茶馆里“吃讲茶”。即便新时期成立了警察，人们仍喜欢在茶馆解决争端。依赖于茶馆而生存的袍哥，借助于保路运动而公开化，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到后期更是渗透到各级机构。

作者王笛依据文献资料的分析，为读者呈现出成都街头文化在明末民初发生的转变，也遗憾于旧建筑、旧传统文化的消失。学著中来自大卫·格拉汉姆的几张照片，因版权问题经作者研究后，意外发现版权人竟然是葛维汉先生！很早以前，葛维汉已在四川开展考查活动，并于1934年在广汉月亮湾揭开三星堆文化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