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末译者的话醍醐灌顶,道破了张光直先生一直以来所努力达成的事情:中国历史不仅对中国人有价值,对全人类也具有价值。
在西方文明的话语压制下,似乎西方历史是唯一的文明发展路径,其他文明的发展都被视为“异类”,需要按照西方模式来分析,属于历史发展的特殊变体。
然而,张光直先生指出,西方历史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然而,另一种路径也存在,即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技术上没有重大突破,主要通过建立和维持政治权威来开创新的时代。中国文明属于后者。
在第一种路径中,金属、文字等被用于推动技术与经济发展,而在第二种路径中,金属、文字等则被用于政治和宗教(实际上这一路径中的政治和宗教紧密相关)。
以这样的视角,张光直先生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探讨了艺术、文字和金属在为政治服务方面的作用。
张光直先生指出:中国文明只是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财富的积累首先需要依靠政治权力行使;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灵和祖先的独占(通过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发展。中美洲的本土文明表现出与之相似的特征,也许中国的文明发展更具普遍性,而西方文明则是特例。
张光直先生为中国历史研究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或许可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这也启发了我的思考:中国的漫长历史一直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被西方话语傲慢评价为“早熟”的政治文明,也许并不早熟。当人类面临重新需要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时刻,历史研究可能再次成为显学。
古代儒士重视历史研究,因为过去的兴衰可以为当今提供启示,同时历史研究也会通过许多实例让人们明白,当个人生活与正统道德观相符或相悖时会有何样的命运。当人类面临重新需要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时刻,历史研究可能再次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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