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维特根斯坦,在参战期间写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论断: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里的“我”已然代表了他在后期思想中时常提及的唯我论的立场,那是心灵得以确证的部分。
我——这个形而上的主体——不是身体意义上的存在,因而归属世界,而是端赖思想所产生的理解世界的通道。通过“我”,我们可以进入微观宇宙,那里将世界一分为二,有限与无限互为界限。
早些时候(1914年,25岁),维特根斯坦根据法庭现场呈现的一场汽车事故的模型展示,联想到对于世界,同样可能存在一种人为的模拟方式。比如,在命题中借语词组建对世界的描摹。简单来说,语言是思想呈现世界的模型,那里有关于世界的全部图景。这不仅是维特根斯坦在年少时对于语言和世界二者间关系的想象,也是后期语言游戏思想的发源地。
1914年到1917年,在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中一分为二的,不仅仅是他的哲学思考和日常生活,还有积极奋进和意志消沉的两个“自我”。回顾参战那几年,他不过是一个26岁左右的年轻人,虽然不忍当下的苟且,但还是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向往。
起初,看到他在日记中的记录,不由得为他在思想上的劲头心生感动:14.10.24我现在正在围攻我的问题。14.10.29仍旧在围攻我的问题,已经攻占了许多堡垒。14.10.31在绝望中对那个问题进行了冲锋!但是,我宁愿在堡垒前面流血,而非一无所获地撤走。14.11.12因为我已经深入于一个问题之中,被围困了。
维特根斯坦始终认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起点,而他所提出的问题,诸如“符号和符号所表示的东西之间的逻辑同一性何在”以及“世界之中是否先天存在着某种秩序”,围困的是敢于涉入此类根本问题的矻矻以求的心。他日复一日地思考,执着于自身的问题,久久徘徊,久久“围攻”。因此,也不难想象,一个在思想上终日求索的年轻人对“工作”会怀有多大的热情,那是日常生活唯一(最有力)可能提供给他的慰藉。
他记录自己每天工作的份量,或多或少,或有或无。每当“没有工作,非常生气”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的情绪显然消沉到了极点。在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里面,他忍受着周遭的“卑劣”,而那时,任何一封来自家人朋友的传达关心的信件足以让他转变心情,可见他意志薄弱,常常需要从外界汲取力量。
在这个阶段,托尔斯泰和叔本华的思想一度成为维特根斯坦的心灵的避风港。前者让他意识到,精神可以战胜肉体的软弱从而通向自由,后者则引导他尽可能摆脱对外界的依赖。私以为,他对战时工作的在意,不亚于当时在思想上取得的小小进展。因为在那个阶段,所谓必要的事情,于他,首先是建立某种生存价值。具体的工作较之思想上的进发,纵然意义微小,却可能唤起他对个人生命意义的认知。再者说,思想越是飘忽不定,确切的生活越显得重要。否则,灵魂和身体都将不堪一击。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和生活记录不总是连续的,除了偶尔因为工作劳累的缘故暂停一阵子,更多长期的中断恐怕是因为情绪的消沉和思想的乏力。我们可以解释说,维特根斯坦意志薄弱是常有的事,但我们无法了解,他曾经为了努力推进自我思考所面临的阻力。
别忘了:他本是一颗温室的小树,却尝试出走,兀自抵挡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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