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西方艺术史,突然对“独立人格”有了新的认识。
说实话,以前对西方艺术是不了解的。虽然看过很多历代名作,但依旧陌生,看不懂。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学了《外国文学史》,大概知道了神话及宗教对西方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我慢慢意识到,要理解艺术,必须读懂历史。总算找到了一点门路。
读《列奥纳多·达·芬奇传》的时候,我震惊于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艺术家的辉煌成就,也震惊于达芬奇惊人的追求极致的艺术精神和对万物的痴迷探索。我以为西方真是艺术的天堂,艺术家的乐园,可以尽情创造心中所想,追求心中所爱,真正实现“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舞台。
但是我忘了,那个时代除了有心怀梦想的艺术家,还有财力惊人的金主爸爸——美第奇家族们。自知罪孽深重的这些大家族,为了向神表达自己的诚意和忏悔,出资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们在教堂画画。天才遇到了金主伯乐,所以任性一点也无妨,尽情追求“自由精神”也无人指摘。达芬奇花了四年时间完成了享有盛誉的巨作《最后的晚餐》(图1),从1494年画到1498年,在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餐厅的脚手架上每天画几笔,然后回去研究人体解剖,拿着解剖成果再回来画几笔。时代的宽容和金钱的宽裕,让天才有了更充分的发挥才思的空间。他们是幸运的。
两个世纪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艺术家“伦勃朗”面对的命运却与达芬奇不尽相同。当他创新性地画出《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时,时人惊异于人物的生动和场景的真实,异于当时严肃生硬的画风,于是将他捧上神坛。然而,同样是艺术的创新,集体肖像《夜巡》(图2)因为表现过于真实而不受甲方喜爱,拒绝付款。
时代变了,一个表面繁荣的年代不喜欢残忍的真相。而在“甲方至上”的时代,即使面对拒绝与质疑,艺术家依然能坚持对艺术风格的迭代,不断探索新的可能。这种勇气比达芬奇的天才成就更令人敬佩。
而在当前的时代,坚持自己的想法,探寻个人独立人格的高度,变得更加困难。如何既能满足物质需求,又能保持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坚守,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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