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凡是怪异之事,多是人们自己将其招徕,也能自己将其驱除。——《绘本百物语·白藏主》
异于寻常人事物的神话志怪传说,向来是人们喜爱翻阅和传播的。有些故事甚至为人津津乐道。这不是说它们承载着多少人们的美好愿景,而是一方面体现着人们对未知恐惧的偏好,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人们“惩奸除恶”的精神寄托。因此,不少的妖物志怪故事总有那么些教化的意味在里头。
《绘本百物语》的原作者是竹原春泉斋,这部妖物之书初次出版于1841年前后,此时正值天保改革第一年。在此之前,日本经历着天灾人祸,人们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此看,书的出版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不过,这时代意义并不是褒扬天保改革,反而是对改革无益于平民百姓的讽刺。
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关于妖怪的图像的出现,不为民众“不识字”而需要普及与传播,而是为无法言说的民众怨念得到宣泄的出口。图像竟然成为了被禁言的民众表达苦难的方式。所以,在这本书提及的妖物异事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阅读这本书时,需要改变以往的习惯,以图为主,文为辅。
然而,由多田克己与京极夏彦以竹原春泉斋的《绘本百物语》为底本共同编著的《绘本百物语》,文字部分内容所占篇幅比原图像多。这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古籍,在每章节中都加入相应的信息,称之为解题。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多的研究,但由于春泉斋留下的图像信息有限,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仍需要两位著者解题的帮助。
根据多田克己的研究,《绘本百物语》有三个关键元素:中国怪谈、日本现实、佛教思想。佛教思想对应的是善恶有报,日本现实正如上述,就不再赘述。书中大部分的妖物志怪故事,在更古早的中国文本中都能找到相似之处。著者也承认,日本大部分怪谈一定程度上参考了中国的故事。在当时流行的游戏“百物语”中,可能直接涉及了这些充满神秘志怪色彩的中国故事。因此,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日本的“百物语”,还可以了解日本志怪文化受中国古代怪谈文化影响的情况。考虑到《绘本百物语》最初出版的年代(对应中国是鸦片战争时期),或许我们还可以推测出当时中国志怪文化变迁的一些特点。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个版本的文字占据了主导地位,抢了图的风头。对图的解析反而少了许多,丧失了底本原有的特色。并且,由于缺乏详细的图解内容,多田克己的解析也不够完整和深入。他主要以科普为主,但这并不妨碍后来的创作者以《绘本百物语》为灵感,创作出更多以志怪为题材,表达社会现实、满足读者需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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