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黎文集校注（全二册）：常说常新的文以载道

中国文学与文学评论有两个大脉络，一脉倾向于文学的广泛功能，一脉倾向于文学的纯洁特质。

有文字以来，中国就理所应当有文章，文学之诞生也当此时。远古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代三易等著作，只有《周易》得到整理流传，同时期也出现了《尚书》、《礼》、《乐》、《诗》的整编;《春秋》、《道德经》、《孙子兵法》等著作也发明于其时。这些著作广义上都属于文学，但存在太多复合的功能与诉求，文学性不明显。只有《诗》是特别的，甚至于说《诗》的一部分文学性是非常纯粹的。《诗》又称《诗三百》，是《诗经》的前身。而现存的第一部显现文学评论功能的著作，正是稍后出世的《论语》。

吊诡的是，作为最具文学特质的《诗》，被《论语》的批评赋予了广泛的、复合的功能——“兴观群怨”。不过难怪，《诗》本身的性质暧昧，既有“文学性”异常突出的部分，又有“政治”功能异常突出的部分。

总之中国文学传统在这样矛盾的情况下诞生了。

就上文的两脉能发现中国文学传统发生之初的三对矛盾： 1.《诗》内部的矛盾。 2.《诗》文学之纯粹与《论语》所批评的复合功能的矛盾。 3.《诗》与同时代经典的矛盾。

乃后则是先秦散文广泛发明的时代。先秦散文包括与《诗》同时代的其它经典，其功能都是复合的——同时先秦散文与《诗》存在体裁上的差异。因而在当时，文学性较纯粹的作品以诗歌的体裁表现，功能较复杂的作品以散文的体裁表现。但南方与《诗》性质相似的《楚辞》因文学达人屈原的作品而流传，并形成了体裁近于“文”的“赋”。

来到汉代，《诗》已经演化为《诗经》，并出现数部专有的文学评论。现流传的只剩一部，即《毛传》。《毛传》继承了《论语》的观念，夸大了《诗经》的“政治”功能，但同时在也承认“吟咏情性”的特性——这一特性正是组成文学性的较纯粹成分。而不入《诗经》的诗歌则较好的保持了文学性的纯粹，成为有别于《诗》的体裁——汉乐府——并在汉末演变为古诗。另一边，赋产生脱离诗歌而倾向散文的趋势，最终在汉末形成骈文。

汉末中国迎来了先秦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自然人性论复萌，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评论。

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文学评论在这个时代诞生，那就是二丕的《典论.论文》。这篇简短的批评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将文章分为四科——奏书诔赋——而各具特色——雅理实丽——这就是对文学性的描述了。二丕在文章的“政治”功能之外，提出了“气性论”，说明文学是作者自身气质的外延，进一步丰富了文学性。关键的是，“文学”的概念在这一时期才开始显现而受到关注。

季汉魏晋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必赘述。总之在这一时期“文学”的文学作品与评论开始井喷，从建安风骨到竹林风流，最终形成了六朝风气，文学整体偏向第二脉。

在六朝梁，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评论著作诞生了，这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体大虑周”，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明确了文学的“原道”本体。 2.突出了文学特性的地位。

这样，文学的广泛功能与纯洁特质得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决不能稳固，因为此时二者之间产生了一对尖锐的矛盾：文学一脉倾向道德规范，二脉倾向自然人性。这对矛盾绝难调和。

总之二脉裹挟着文学奔向了大唐。此时，狼奔豕突的二脉文学已经无以为继了，变成了空洞无物的案头游戏。

唐初文学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以孔颖达为代表的经学复兴，其二是在台阁大臣们的吟咏中，一种优秀的诗歌体裁诞生并流行——这就是近体诗。近体诗具有非常的游戏性，很快反超骈文成为二脉文学的主阵地。

韩柳的文学复古运动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了，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清末。

韩愈的古文文学观是对腐败的六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