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写下我们》文学现场：六重必写！

其实我一直不能理解，采访集有什么特别价值，可能得罪很多除了不少集子的同辈朋友们。毕竟文章都是要一篇篇写出来先发表的。经过若干长时间，将过去分散的文章集纳起来，合为一个集子，也是理所当然。但在我心中，还是固执认为文集比专著会差一点点，尽管那么多经典的专著气势也是文集。直到我被吴越的《必须写下我们》打脸。

《必须写下我们》是吴越横跨接近15年时间的一本非虚构作品集。最早的作品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为起点。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我过去都看过，换个发表场景，把它们都编成一个集子后，似乎文章们又有了新的生命。尽管这些文章的首次发表都是在第一线的非虚构平台，比如读库、单独、正午、文汇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等。

这是为什么呢相比它们被单独发表时，新的生命来自何方

最容易想到的一点，是因为有时间跨度的集子呈现了一个完整的风貌，他们形成的整体力量展现出这个作者的多面性或者某种长期一的同一性，这是单篇文章所不能表现的。第二点，我想是这个集子表达了文学的某种始终在场性和预言性，从而让集子在经过时间历练之后再回看，更加精彩。因为这些在场和预言加上其后时间和事件，本身就构成了文学史。

所谓在场性，作者吴越和文学在不同场合就有过多次交会。第一个场景是2001年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前留下的一张合影。吴越旁边站着一个苍白秀气的男生，名叫郭敬明，后面站着一个瘦高的女生，名叫张悦然，后来他们是这一届新概念一等奖中最早出名的。

吴越在得奖后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文汇报做了十年记者。从特稿记者到文学记者都做过，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了他的非虚构写作尝试。但是相比之下，直接成为作家的同辈中，她算是远离了文学圈。

在十年记者之后，2015年，吴越有机会成为了一名文学编辑，在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收获》里。这算一次转行，是她对文学的回归。此前，他的职责是在第一时间关注到那些发表的最优秀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他的工作变成了在茫茫的投稿中找出那些最有潜质变成最优秀作品的作者。

她由一个文学史的记录者变成了一个文学史的生产者，并且在这其中他开始了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并且以非虚构写作为题目，完成了自己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学习。

如果了解了以上的经历，那么你就可以理解吴越在文学史上的六重在场性，从而让《必须写下我们》这个集子如此别致、重要而好看。

她带有记者的视角在场，即观察文学成品的视角与敏锐，第一时间发现大作挖掘大作。

她带有一个加工者的视角，即一个文学编辑对作品前身的了解，一个文学大作在时间开始之前的故事。

她带有一个写作者的视角，始终没有间断自身的创作，从同行的角度观察文学，对话文学。

她还带有一个同龄人的视角，作为从早年新概念出道的作者，他是80后这辈作家，现在中国主流作家的同龄人。

这四重在场性让吴越的作品在经历了时间洗刷后，价值反而越来越历久弥新，并没有通常认为的新闻对话的或者访谈的那么速朽。

比如集子中，对于班宇